基辛格并不知道这份文件，但他也并不感到惊讶。他对莫斯科所玩的“游戏”不抱任何幻想。毕竟，苏联也曾在1975年公开表示，“缓和”政策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社会政治现状”。基辛格在1970年对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Joe Alsop）说，“如果苏联人认为核均势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完全有能力一边与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另一边试图摧毁我们。”

美苏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然而，尽管基辛格知道克里姆林宫别有用心，但他仍然推动缓和。原因很简单，若是采取保守的替代方案，即重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边缘政策，会带来核战的风险。1975年，基辛格在明尼阿波利斯对听众说：“除了共存，我们别无选择。苏联和美国都‘有能力摧毁文明生活’。”因此，缓和在道义上势在必行。“我们承担着历史性的义务，”基辛格在第二年补充道，“与苏联接触，可以将核灾难的阴影推后。”

这些担忧并没有使基辛格成为核裁军的倡导者。作为凭借《核武器和美国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而声名鹊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对全面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恐惧。

1974年春天，基辛格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要求针对苏联入侵伊朗的假设制定有限的核反击方案。但几周后，他却震惊于他收到的计划草案。五角大楼提议向伊朗边境附近的苏联军事设施发射约200枚核武器。“你们疯了吗？”基辛格喊道，“这是所谓有限的选择吗？”当后续他们再次提出只使用一枚原子雷和两枚核武器炸毁从苏联领土通往伊朗的两条道路时，他依旧感到难以置信。他问道：“这算什么核威慑？”只敢使用少量核武器的美国总统会被克里姆林宫视为“胆小鬼”。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永远不能确定苏联会以多少程度的有限来回应美国的任何核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