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缓和，基辛格试图在军备控制、贸易等各种问题上与苏联接触。他努力与苏联建立“联系（linkage）”，这是那个时代另一个关键词，在苏联似乎想要的东西（例如更好地获取美国技术）和美国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之间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一旦基辛格发现苏联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中东到非洲南部，他就会时刻准备好进行斗争。换而言之，正如基辛格自己所说，缓和政策意味着“既要威慑又要共存，既要遏制也要努力缓和紧张”。

如果这种务实的情绪在五十年后还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似乎对中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也似乎准备尝试新版本的缓和政策。拜登去年十一月在加州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说：“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我们对我们的人民负有责任，当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时，就应该同世界携手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在本版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这场竞争确实是全球性的，但绝对不是零和游戏。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用基辛格的话说，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核时代的到来，以及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领域，都迫使它们需要共存。

如果“缓和”政策正在卷土重来，那么它为什么会过时呢？基辛格于2023年11月去世后，左翼批评者不紧不慢地重复着他们的老一套指控，从轰炸柬埔寨平民到支持智利、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的独裁者，不一而足。在左翼眼中，基辛格体现出一种冷血的现实政治理念，将第三世界的人权置于遏制之下。这些正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反对缓和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近来很少听到保守派对基辛格的批判，他们声称基辛格的政策等同于绥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