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美国经验的丰富历史背景下，苏联和俄罗斯的决策机制更难追踪，往往必须“一点一点”地重建。

然而，很明显，苏联领导人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对危机局势也有自己的方法。

约瑟夫·斯大林被认为具有最大的战略远见，并倾向于预测国际局势的发展轨迹。在苏联战后重建的条件下，他谨慎行事，不怕撤退，在那里他得到了美国的决定性拒绝。斯大林相信，一场大战迟早会重演，但他并不急于升级冲突，因为他意识到，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力量的平衡都对他不利。尽管对原子弹发表了一些怀疑论，但他充分评估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苏联军队在英美压力下从伊朗撤军，拒绝支持希腊的共产主义起义，以及实际承认对西柏林封锁失败的态度 ，便可以作为作为斯大林谨慎态度的一个例子。

但斯大林的政策也存在严重的错误。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得不支持朝鲜的冒险野心。此外，在苏联领导人亲自批准的黑海海峡问题上，对土耳其施加毫无准备的压力，促使安卡拉加入西方集团。纪律处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企图，导致苏联与巴尔干地区一个重要盟友决裂。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潜力和他们击败国民党的能力，险些酿成严重后果。这是苏联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的行为定性为错误的罕见案例之一。

尼基塔·赫鲁晓夫施政时表现出更大的情绪敏感性，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即兴创作经常引发严重危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导致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决定表明了他政策的随意性。在皮聪大休假的赫鲁晓夫，指向远处的土耳其共和国海岸，并说道，从这一侧可以对苏联进行核打击。在那之后，苏联国家领导人就构思了“阿纳德尔”行动（译注：1962年赫鲁晓夫准备实施的“阿纳德尔”行动，目的是在古巴建立强大的战略集团，主力是战略导弹部队。该计划引发了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