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双方都没有真正寻求武装冲突。结果，出现了“倒数第二步”的概念，即将赢得危机的可能性与施加的压力的程度联系起来。它反映了双方将局势升级到极限的战略动机，接近政治对抗升级为军事对抗的地步，将最后一步采取跨越升级门槛的特权留给了对方。在那之后，敌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要么痛苦的撤退，要么发生直接的冲突。

将对抗推向冲突边缘的一个说明性例子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决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肯尼迪放弃了对该岛领土进行直接打击的选择，因为那将使华盛顿处于冲突武装阶段发起者的地位。在封锁的情况下，如果苏联突破已形成的封锁线，美国就把超级大国潜在企图引发军事冲突的责任转移给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宁愿降级风险，同意撤出了驻在古巴的导弹。

但即使是最理性的操纵冲突的方法，也存在危机平衡中的不可预测性因素。为了让对手相信威胁的“严重性”，碰撞的风险不能为零。此外，国家应该表现出“合理的非理性”，即确认是否愿意采取在一般情况下看起来无利可图甚至错误的行动。例如，可能需要在战略上微不足道，和地理上偏远的领土上发生冲突，以防止双方可能向更重要方向施加压力。

实际上，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核威慑概念，正是建立在“合理的非理性”之上的——双方签署了一项承诺，即如果有必要，他们将集体自杀（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除集体自杀外，不能以其他任何结果结束）。矛盾的是，要保持稳定，却需要潜在的破坏稳定的步骤，即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有必要，你确实会使用战略力量。

然而，这种信号也遇到了政治和心理因素的困难，这是由于双方对彼此军事外交步骤看法的扭曲造成的。因为在危机情况下，各方必须依靠不完全可靠的沟通渠道，并经常根据所采取行动的性质，来分析对方的意图。猜测扩大了猜测和误解的空间。反过来，后者对局势预测不准，因此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