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中期，这也导致美国卷入了亚洲的另一场冲突。约翰逊参与越南战争，主要是因为他想否认共和党在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缺乏决心的指控。但他故意限制美国的参与范围，试图避免苏联和中国的报复措施，以及美国国内的公开批评。约翰逊担心，外交政策的高昂成本，会阻止他实施一项关键的国内政治倡议——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但约翰逊犹豫不决的结果是，伴随着军事失利的逐渐扩大和战略主导线的丧失，美国在越南的损失正在悄然增加。

相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作为一名前军人，设定了加强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纪律性的任务。他提出了明确的决策和部门间的协调程序，集中了互动协作过程。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关注国际议程，定期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将主要问题讨论出结果。他的做法导致官僚化和决策准备灵活情况的降低。艾森豪威尔承担个人责任的嗜好，在U-2间谍飞机在苏联领土上被击落的情况下得到了模棱两可的体现。苏联方面认为，总统承认他亲自授权这些飞行，是增加对抗的行为。

另一位共和党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风格展示了另一种领导模式。与杜鲁门和约翰逊不同，他对外交政策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个人经验。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将决策过程人格化。他更喜欢非正式渠道，努力将官僚机构排除在外交政策进程之外。因此，国务院往往不知道通过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实施的政策。但尼克松并不完全信任基辛格。保密和相互猜疑的环境，毒化了政府内部的气氛，造成缺乏协调。

在相似的条件下，同样的总统有时取得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表明政治风格对行政当局活动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谨慎对待对个人作用的评估。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的团队，在推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的行动（猪湾登陆）中遭受了失败，但一年后，同一位总统和同一群顾问，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表现出了坚毅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