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对危机的影响

在理解冷战危机方面，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问题是，第三国在紧张局势升级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不结盟国家并不是沉默的群众演员。相反，他们经常引发危机局势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他们的参与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写给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在24或72小时内爆发。如果还是这个样子......帝国主义者将占领古巴。”这种侵略政策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这次事件之后，苏联绝不能允许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核攻击成为可能。事实上，是他推动了苏联领导人制订了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的政策。

相反，超级大国往往发挥和解和威慑作用，包括对其追随者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68年的危机，当时朝鲜武装部队扣押了美国侦察船“普韦布洛”号。苏联参与了与美国的对抗，充当了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调解人，说服各方不要升级。

在20世纪下半叶，小国在大国互动结构中的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冷战开始时，这两个集团的领导人仍然是关键角色。例如，在一系列柏林危机中，德国的命运是由美国和苏联决定的，其他政治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此后，第三国的作用系统性地增加了。例如，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向华沙条约组织的同事报告某些外交政策决定。盟国的地位影响了莫斯科，“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争取到了参加苏联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行动讨论的权利。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开始时，勃列日涅夫被迫考虑到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的立场。在莫斯科声音持续多样化的背景下，他们都充当了强硬路线的支持者。

在苏联的外交政策规划中，在盟军眼中保持决定地位的任务，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直至现在。有时，苏联本身成为小国发展的威慑。在局势缓和以及欧安会成立之后，经济互助理事会（CMEA）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之间开始了关于合作的谈判。然而，未能在两个关键组织之间建立经济联系，是由于欧洲共同体无法绕过苏联直接与经济互助理事会成员国建立关系。莫斯科没有同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