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1979年，苏联领导层将阿富汗领导层的外交演习，视为外交政策调整方向的尝试。假设美国在邻国巩固存在，被视为对苏联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它就会引发人们对中亚可能不稳定的担忧。这些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反过来，华盛顿错误地将莫斯科的行动与突破的愿望，与波斯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石油资源联系起来。这就促使美国愿意向阿富汗的反苏势力提供大规模支持。

国家领导人在危机中的行为，不仅受到战略考虑和心理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公众舆论和内部政治斗争、部门间争吵、官僚例行公事和正式程序的影响。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决策过程的复杂化和低效化，背离了寻找出路的理想模式。总而言之，它们使得在冲突边缘时，很难管控危机。

领导风格与危机决策

分析两极对抗危机的关键任务，在于研究对方领导人的决定是否愿意“提高风险”的因素。各部门高级官员是否预测了危机的后果？他们评估了可能的风险吗？对方的痛点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在参与者的回忆录里和档案开放之后才出现，信息被长时间掩盖了。幸运的是，关于冷战危机的话题，与其他一些事情的解密时间不同，研究人员可以获得丰富的材料。

美国的经验很容易找到证据，可以研究得特别深入。特别是，它表明了国家领导人的风格差异在决定事件进程方面是多么重要。美国领导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组织了决策机构，这影响了国家战略的实施。

例如，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回避外交政策，经常将决策权下放给助手。与此同时，他经常回避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争端，宁愿在争端上保持矛盾的立场，其后果是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外交政策的不一致。例如在朝鲜战争前夕，这一点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战争开始前不久，美国通过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将韩国排除在防御范围之外，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随后介入冲突。在短短几个月内，华盛顿对朝鲜半岛重要性的评估，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后来也表现出了对类似外交政策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