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难有说服力地回答亚洲“应当走向何处”。从官方政策文本看，无论是拜登时期强调“强化美国角色并强化地区本身”，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强调“在印太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美国的议程设计都越来越强烈地围绕竞争、威慑和供应链安全展开。

可对于亚洲多数国家而言，地区未来并不只是安全问题，更是增长、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也正因此，美国虽然仍然能够主导很多安全话题，却越来越难独占地区发展的主议程。

RCEP已于2022年生效，CPTPP也继续作为一个涵盖12个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安排运作；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推动了IPEF，但截至2024年底，IPEF的三个非贸易支柱协定已经生效，贸易支柱谈判仍未完成。更何况，特朗普迄今为止尚未做出（或者说仍无暇顾及）有效主导亚洲经济议程的实质性举措。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对亚洲地区议程设置能力在相对下降。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对“印太”地区事务的处理方式愈发难以摆脱大国竞争逻辑的牵引；对地区未来的叙事越来越难脱离“围绕中国组织战略”的思路。安全议程当然重要，但当一个大国越来越主要通过安全化议程来定义地区未来时，它对地区发展想象和合作想象的吸引力就很难不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美国规则制定能力的相对下降，同样是其秩序塑造力减弱的重要体现。所谓规则制定能力，并不是指美国是否还能推动某些规则、倡议或机制，而是指它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把自身优势嵌入一种较为广泛、较具包容性、并能获得普遍认受的制度框架之中。

拜登时期的“印太战略”其实表达得很清楚：美国希望与盟友伙伴一道，更新既有联盟、组织和规则，并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特朗普第二任期也继续通过美日、美印等双边与小多边安排，把供应链安全、技术合作、军事后勤和地区威慑纳入到地区战略之中。2025年的美日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同年美印联合声明则把后勤、情报、军力机动、贸易和供应链合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