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亚太战略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不能把周边经略工作过度安全化。美国过去十五年在亚洲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其地区战略越来越围绕竞争、威慑、风险防范和供应链安全来组织；与此同时，美国虽然也重新调动经济与技术工具的“武器化”。如果一个大国越来越主要通过议程安全化来经略地区，则会削弱其地区认同和秩序塑造的能力。

对中国来说，周边经略工作当然不能脱离安全考量，尤其在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局势更复杂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但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要避免把周边简单理解为安全博弈场。亚洲国家普遍更看重发展空间、产业联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政策回旋余地。谁能在安全之外，持续提供更多发展性、合作性和制度性收益，谁就更可能在长期中形成更稳固的地区影响力。

事实上，真正可持续的地区领导力，最终来自稳定性、包容性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而不只是军事存在或短期动员能力。美国今天在亚洲的这些优势越来越难自然转化为秩序塑造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则更加明确地强调“burden-sharing”（负担分摊）与“burden-shifting”（负担转移），并把盟友责任分担放在突出位置。当地区国家对一个大国的长期承诺、政策连续性和成本承担意愿产生疑问时，这个大国即便仍然强大，也会更难形成带有吸引力的领导地位。中国若要在周边和更广义亚洲塑造更稳固的影响力，需要把自身发展、区域合作和秩序供给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错失的，不只是十五年时间，更是一种在相对实力优势削弱的关键档口，将现存优势转化为主导地区秩序的机会；而中国真正应吸取的是如何避免自己未来也陷入“投入增加、收益递减”的大国困境。归根结底，地区领导力不是单靠力量维持的，它更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为周边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可共享的发展机会，以及一种不以排他为前提的秩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