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巴马时期提出“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确不断提高亚洲在全球战略中的权重，直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也没有改变这一方向。但亚洲虽然重要，却并不是美国唯一需要优先投入的方向。近年来，欧洲安全局势依然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之下，中东局势反复震荡，西半球议题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权重也明显上升。

当下，美伊、以伊战争让特朗普深陷中东泥潭难以抽身，国际油价攀升促使美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这意味着，美国在强调“印太优先”的同时，始终无法把绝大部分战略资源长期、稳定地集中投向亚洲。

3月初，美军将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全部拆卸运往中东 zona militar

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持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分担更多成本。从美国角度看，这是在全球负担加重背景下维持“印太”投入的现实选择；但从结果看，这也说明美国自身已经很难单凭一国之力，在多个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投入。美国当然希望把亚洲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只是很难在全球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对亚洲实施压倒性、持续性的资源倾斜。于是，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投入始终受到多线牵制。

第二个困境，是美国越依赖盟友与伙伴关系网络（简称“盟伴网络”），反而越难维持传统双边联盟体系所特有的对地区安全架构的主导力和控制力。

过去十五年，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越来越强调盟友、伙伴和小多边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扩大盟友参与、提高责任分担来支撑美国在“印太”的总体布局。这一思路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提高美国“印太”盟伴网络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助于缓解其资源压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盟友承担责任越多，其角色地位、议价能力和政策自主性也会随之上升。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联盟政策的交易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在安全上要求盟国增加防务开支、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在经贸上以关税、投资和市场准入为筹码对盟国施压；在对华议题上则要求盟国作出更明确、更实质的政策配合。这样的做法，长期来看会增加盟伴体系的内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