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回归”并不等于经济领导的真正回归。美国今天的经济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安全竞争、科技遏制和霸权护持的框架之下，而不是围绕开放市场、扩大准入和促进地区增长来组织。

对于许多亚洲盟伴而言，美国当然仍然是关键技术和资本来源，但它近年来的经济政策更多体现为风险管控、规则防护和战略排他，而不是提供更广泛的发展性红利。这样一种经济议程，即便会增强美国对地区经济安全事务的介入力度，却未必能自然转化为地区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如此。因为其对盟友的施压更重，对经贸关系的处理更倾向于零和思维和“美国优先”，这进一步损害了其作为地区经济领导者和制度供给者的形象。

美国真正失去的，是塑造未来地区秩序的能力

再往深一层看，美国过去十五年真正流失的，既包括某些政策工具边际效能的下降，也包括部分具体议题上的相对优势减弱，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实力、规则、规范和信誉整合为地区秩序塑造力的能力在削弱。虽然当下特朗普并不看重这个，但美国要想保持在亚洲的持续存在，除了仍需拥有显著的军事实力、制度和盟伴网络，只是这些优势越来越难像过去那样，自然汇聚为一种能够定义地区未来方向的领导力。

美国议程设置能力的相对下降，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过去几年，美国官方始终试图用较为完整的战略语言来界定“印太”的未来。特朗普新版《国防战略》则把“在印太通过实力威慑中国”列为第二条核心行动路线，并明确提出要沿第一岛链构建更强的拒止防御。换句话说，美国持续试图以更广覆盖、更强竞争性和更高安全化程度来界定“印太”的战略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