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斩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不会达到目的，尤其是采用空袭方式的“斩首”。1991年，美国空中力量试图消灭萨达姆，失败后又试图把萨达姆与他的国民，及在科威特的军事力量隔绝开来，然而这一战略全盘失算了。它还在其他三个场合被采用过，但行动规模小得多。1986年4月14日，美国轰炸卡扎菲。这位利比亚领袖的幼女被杀，但他本人逃过一劫。而两年后恐怖分子在苏格兰上空炸毁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的事件，就是卡扎菲对那次未遂“斩首”的回应。1996年4月21日，俄罗斯成功“斩首”车臣叛乱武装领导人杜达耶夫，目的是胁迫车臣按克里姆林宫的条件结束冲突。但这个目标也失算了，冲突一直持续到4个月后俄军被迫撤出车臣。1998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持续4天的“沙漠之狐”行动，再次企图炸死萨达姆，也同样失败了。

以色列无限制的斩首行动目前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种下越来越多仇恨的种子。

杜达耶夫案例表明，即使行动得手，绝大多数情况下继任领导人的政见也不会与其前任有根本差异。这一战略是基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信念：敌对国家本质上是由其所谓“邪恶政府”控制的仁慈民众所组成的。他们认为，除掉所谓的“邪恶领导”，所谓“善意”的力量就会占上风，战争也将很快结束。显然这不是一种足够理性的战略。杀死某一领导者，并不能确保他其中一位最亲密的副手不会取而代之，而副手之后也还有其他副手……

当预感到被“斩首”风险时，领导人还会提前做出妥善的权力替代或交接安排以防意外。另外，所谓的“邪恶”领导人却往往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即便“邪恶”如希特勒，且民族主义常常会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人民之间培育出紧密的纽带，特别是在战时，当国家面临强大的外来威胁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