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8日开战前后，无论特朗普还是内塔尼亚胡都曾对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目标做过明确表态——政权更迭。截至本文截稿时（2026年3月18日），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第19天，尽管其未来走向仍然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当前发展态势肯定超出了华盛顿与特拉维夫的最初预计——至少是最理想预计。

在强大外部军事压力介入，甚至一举摧毁伊朗军政领导层的推动下，由伊朗内部的反对力量完成政权更迭正是美以的如意算盘。在此计划中几乎没有地面部队的位置。而伊朗在今年初一度濒临失控的国内局势，以及此前美军成功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似乎成为美以制定战争计划的主要依据。

因此，开战18天后，在美以方面，我们几乎只看到了空中力量和战略轰炸的表演。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两个舰载机联队在内，截至3月15日，美以于可打击范围集结了580架左右的战术作战飞机、70架左右中大型预警/情报平台、22架战略轰炸机、170架左右加油机等，其中不乏F-22、F-35、B-2等王牌机型。由于伊朗空军不构成制空权争夺威胁，也没有地面战场可供支援，除部分防空压制任务外，美以空中力量执行的绝大部分任务均为战略轰炸任务，除重要军事、政治、经济目标外，伊朗领导层及大量纯粹的民用设施也被“清除”。截至3月16日统计，伊朗4.3万个非军事目标被击中，其中包括120所学校，而战争第一天发生的米纳布女子学校165名学生惨死于空袭下的惨剧正是其中之一。

以色列空军机群，F-35I和F-16I是其核心打击力量。

但战略轰炸显然没能让伊朗屈服，其国内局势在外力压迫下反倒呈现出近年来罕见的韧性与团结，现政府正受到包括改革派在内的广泛支持；老哈梅内伊及其他军政领导人被“斩首”既未能破坏整个官僚体系的统治效力，也没能切断伊朗军政体系的指挥链条；与此同时，尽管美以占据绝对空中优势，伊朗防空系统仍在运作，弹道导弹库存似乎“无穷无尽”，导弹与无人机的反击高效且持久，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的封锁重创国际能源市场……战况的发展不仅出乎美以意料，也让外界诸多评论风向逆转。

然而，其实这一切一点都不奇怪。美以战争决策和计划者们可能过于冲动或自信，或者盲目相信AI大模型，总之他们显然忽视了战史。战略轰炸无法赢得战争是自飞机诞生起就被无数次证明过的，甚至无一例外。事实上自美国独立战争至今200多年的人类战争史，所有的值得被称为“战争”的冲突，其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都来自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地面占领，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战争总是陆军打赢的”。尴尬的是，按照约翰•富勒的观点，战略空军因为远离前线，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不如可直接用来支援地面作战的战术空军。

空军是以色列远程打击的主力。

无限轰炸、有限轰炸和“斩首”

一般来说，在空中力量取得制空权或至少获得空中优势后，其后续任务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为本方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此时空中力量的主要目的是从空中歼灭地面的敌人，充当“飞行炮兵”角色；二、从空中打击敌方陆军的后方地区，主要是为了破坏并延缓敌人对前线的补给和增援，打击目标可能包括补给站、预备部队、远程炮兵以及联系敌人后方与前线的交通线等；三、为本方地面部队运送增援和补给。以上三项任务的目的均是加强本方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除第三点外，在当代军事语境中，通常将其划入战术空军任务范畴，换言之，所谓战术空军，基本相当于为地面作战服务的空军。

结合今天的中东战局不难看出，因为没有地面战场，美以空中力量实际上完全放弃了更有可能推动战争进程的作战方式；相比之下，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则更多承担了上述任务，而后者的作用却往往被外界忽视甚至抹黑。

当然，空军可以用战略轰炸单独向对手实施武力。它可以直接打击敌人本土，而无须考虑地面战场与前线的战况，就像美以空军现在正在做的。自空军诞生以来，以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美国人威廉·米切尔和英国人休•特伦查德为代表的制空权理论先驱认为，单有制空权即可赢得战争。该理论的拥戴者们常常主张无限制的战略轰炸，这与海权鼓吹者吹嘘海上封锁的作用如出一辙。他们认为，战略轰炸将严厉惩罚敌国的平民并破坏其经济，甚至摧毁对手的整个工业基础和民生，最终令其战斗力量瘫痪，战斗意志衰竭，从而逼迫敌人投降。

战略轰炸曾在二战期间频繁上演。

而另外还有一些人则主张有限的战略轰炸，即把打击对象局限在一个或多个“关键部位”，如石油、滚珠轴承、机床、钢铁或运输网络等敌人工业、经济、民生体系的关键致命处，他们对无限战略轰炸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如同封锁一样，不可能取得快速和轻而易举的胜利，且道义与重建成本巨大，更加“精准”的有限战略轰炸与无限战略轰炸的最终效果并没有本质区别，成本和代价更低。然而此类观点即便并不认可空军能够独立赢得战争，却也坚信现代战争的主角必然是空军，赢得战争的主力也一定是空军。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一些空军制胜论者又提出了新的“制胜路径”，即战略轰炸可以通过处决敌方军政领导人的方式（即“斩首”行动）来迅速夺取战争胜利。隐身轰炸机和隐身弹药的出现恰逢其时，非常适合此类战术。它们可以用来谋杀敌国领导人，或攻击领导层的通讯设施和安全部队，把他们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控制和指挥军队和其他强力部门，并进而丧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这种观点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敌方阵营中的所谓“温和派”将发动政变，从而推动投降式的和谈。显然，美以军方正是该理论的忠实信徒。

以上三种关于战略空军作用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又是否经得起实战的考验，将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并将从空权角度揭示美以伊战争胜负走向的基本逻辑。另外必须强调的是，核时代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在考虑范围内，原因显而易见，在此种情况下战略空军将携带核武器对敌方实施可“相互确保摧毁”的终极打击，它们的作用已经不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遏阻对手发起战争的冲动。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后，传统战略轰炸理论上只存在于大国攻击弱国。

美军已经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战略轰炸机。

二战经验

在世界进入恐怖的核平衡之前，尤其是战略空军进入成熟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间的战略轰炸仍然是重要的分析样本。

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英国的战略轰炸不但未能迫使英国投降，德国最终还输掉了这两场战争。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两次轰炸行动严重破坏了英国的军事能力。但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略轰炸似乎并非如此，有太多资料能够证明德意日三国（尤其德日）均遭受了“毁灭性”的战略轰炸，但战争的结果是否由此被决定则必须做进一步分析。

很显然，大规模轰炸是在轴心国的每个成员明显走向失败之后才开始的。比如，德国在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尾声时就已呈败相，纳粹军队向红军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是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并遭惨败，此后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德军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西方盟国虽然是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对德国发动大规模战略轰炸，但直到1944年春，轰炸机才开始猛轰第三帝国，且早期的轰炸行动损失巨大。

意大利政府在被全面占领之前就于1943年9月放弃了战争。严格地讲，盟军对意大利的轰炸开始于1943年7月，大约在意大利投降前两个月。当轰炸开始前意大利就已经处于灾难性的失败边缘。事实上1943年7月以后的意大利战场，与盟军作战的主力已经不是意军，而是滞留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德军。

1945年3月，距离日本投降前5个月，日本才开始遭到猛烈的空中打击。然而，日本早在1943年初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失败后就已经明显输掉了战争。美国在1944年10月的莱特湾海战中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残余。到1945年3月，美国海军的封锁已然摧垮了日本经济，这对日本陆军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而它的大部分陆军则困在与中国的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中。

只是到了战争后期，轴心国被打得七零八落并走向失败时，战略轰炸才得以成功。否则，被攻击的目标国不可能对持续的空中打击不堪一击。例如，直到摧毁日本的海空力量并把战争推进到日本本岛周边后，美国才实施重大轰炸行动。只有这时，美国的轰炸机才能到达有效航程内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样，只有当美国取得对德国的空中优势后，才能相对安全地采用战略轰炸机攻击第三帝国。这一艰巨的任务耗费时日并最终获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把大部分战争资源消耗在了东线战场。

盟国的上述战略轰炸行动最多只能说明，它们吃掉了已经走向失败的对手，这无法证明单独的空军力量决定了二战胜负。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战略空中打击加快了战争进程，或者改变了战争结束的方式，真的如此吗？

盟国试图给德国平民造成痛苦并破坏它的经济，迫使其投降，其对德国城市的惩罚（包括对汉堡和德累斯顿的毁灭性燃烧弹轰炸）摧毁了德国70个城市的40%城区，炸死了约30.5万市民。但是，德国民众忍受了这一切，没有成气候的反纳粹起义或暴动发生，希特勒也并未因自己挑起的战争给本国民众带来的灾难感到内疚，总而言之，德国没有因为所受到的轰炸投降。无疑，1945年早期，盟国的空中打击相当大程度破坏了德国工业，但这不足以胁迫希特勒终止战争。最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陆军不得不占领德国才最终实现无条件投降目标。

美国对意大利的战略轰炸更加“多余”。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8月，3700名意大利人死于战略轰炸，相对于在空袭中死亡的30.5万德国人和90万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小的数目。在罗马的新政府停战前，意大利工业基础还基本完好（但缺乏能源和原材料）。意大利之所以于1943年9月8日投降，主要是因为其陆军已溃不成军，没有任何机会阻止盟军进犯。

1944年底，当盟国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时，其初衷是协助摧毁已经被美国海军封锁严重削弱的日本经济。然而，由于日本工业固有的分散和作坊特色，此阶段战略轰炸的效果非常有限。1945年3月，美国决定轰炸日本城市，试图惩罚其平民。这一致命的空中打击一直持续到5个月后的战争结束，共炸死78.5万名市民，迫使850万人流离失所。虽然在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之前，日本就于1945年8月投降了，但是，常规空中打击在促使日本停战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均发生在8月的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对日宣战（尤其是后者）才是促成日本投降的主因。

面对轰炸，弱国不投降

伊朗相对于美国肯定是弱国。大国对于战略轰炸有更强大的“耐受力”，这也许更好理解。那么大国对弱国的战略轰炸情况是否有所不同？理论上说鉴于实力的严重不平衡，弱国更有可能被战略轰炸所胁迫投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此以下案例对于今天的战争更有参考意义。

1936年，意大利轰炸埃塞俄比亚的城镇和村落，偶尔还使用毒气弹。然而埃塞俄比亚拒绝投降，迫使意大利陆军占领整个国家。1937至1945年间，日本对中国的城市狂轰滥炸，屠杀了大量市民，但中国也没有投降。最终，中国联合盟军的力量彻底击败了日本。1939年11月30日，当苏联入侵芬兰时，红军对芬兰城市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轰炸，炸死约650名市民。但轰炸行动与芬兰在1940年3月作出的停战决定没有多大联系。芬兰之所以停战，是因为它感到自己的陆军无法承受无限制的消耗战，自己没有任何取胜机会。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试图以空中惩罚迫使朝鲜放弃战争。这一努力实际上包括三次重要空中战役。从1950年7月到10月下旬，美国轰炸机集中轰炸朝鲜的五个主要工业中心。从1952年5月到9月，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朝鲜一系列水力发电站以及朝鲜首都平壤。1953年5月到6月，美国轰炸机又重点攻击朝鲜水坝，试图破坏它的农业生产，使其陷入饥荒。由于到1953年7月27日才签订停战协定，因此前两次惩罚行动显然未能结束战争。这两次行动甚至没有对朝鲜的行为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虽然第三次空中战役后紧接着就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轰炸水坝并未导致朝鲜大面积饥荒。最终的停战，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谁也没有能力和意志决定性改变战场上的僵局。

1979至1989年间，苏联对阿富汗人口密集区进行轰炸，试图迫使阿富汗反叛者放弃与苏联支持的喀布尔政府的战争。最终，是苏联而不是反叛者放弃了战争。1991年初，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著名的“沙漠风暴”轰炸行动，企图逼迫萨达姆·侯赛因从科威特撤军。轰炸行动未能吓倒萨达姆，最后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不动用地面力量完成这一使命。

“后卫”2和“盟军”真相

1972年的“后卫”2和1999年的“盟军”行动也许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它们被普遍认为能够证明战略轰炸足以制胜，但真相可能没那么简单。

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经常采用地毯式轰炸机，试图让北越政府屈服。

1965至1968年间，美国发动代号“滚雷”的大规模空中行动对北越进行轰炸，其目的是迫使北越停止对南越战场的支持，接受一个独立南越的存在，这一努力不出意外地失败了。但1972年美军又发起代号“后卫”2的轰炸行动，投入大量战略轰炸机取代“滚雷”中采用的战术轰炸机，从实际战果来看的确比“滚雷”好，且北越在1973年签订了停火协议，使美国得以从战争中脱身。该协定延缓了北越对南越采取进一步地面进攻。虽然就技术角度而言，这是战略轰炸胁迫对手就范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实际上这一协定只是把北越对南越的胜利推迟到1975年罢了。河内的策略很简单，只要美国尽快撤军，南越迟早是自己的，因此没有必要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下付出更多损失来达到这一目标，尽早签订协议让美军尽早撤走才是最佳选择。

况且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相反，美国轰炸机给北越平民造成的惩罚相对较小。大约1.3万名北越人死于1972年的空袭，这种程度的痛苦几乎不可能迫使像北越这样的顽强对手屈服。换言之，战略轰炸不是北越签署协议的真正原因，一种狡猾的等待策略才是，而我们还将在1989年和2021年的阿富汗再次看到类似策略的成功。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是看起来最接近由单纯战略空中力量胁迫对手屈服的战例。1999年3月24日，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代号“盟军”。其目的是迫使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停止对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压制，让北约部队进驻该省。空袭持续70天，1999年6月8日，米洛舍维奇屈从了北约要求。尽管在整个战争中，反叛的科索沃解放军与南联盟地面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北约没有对科索沃发动地面进攻。

米洛舍维奇为什么停止抵抗，目前没有明确解释，但还是有很多间接证据可供分析。最初，北约只采取小规模轰炸行动，他们认为几天轻微的惩罚后，米洛舍维奇就会认输。虽然这一策略失败后北约提高了轰炸强度，但也只是长时间打击南联盟为数不多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轰炸共造成约500名平民死亡，但显然并未因此导致严重的民间骚动，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样的伤亡压力就足以让贝尔格莱德举白旗投降。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米洛舍维奇就范？1999年5月底，克林顿政府通过莫斯科向米洛舍维奇送去了明确信息：如果他不投降，北约将很快派地面部队进驻科索沃；另外，俄罗斯这一南联盟关键盟友在亲西方的叶利钦政府领导下对这场冲突极为反感。实际上6月初俄罗斯向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很大的停战压力。同时，北约也适度缓和了自己的要求。总之，单纯的空中惩罚行动不足以结束这场战争，尽管它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B-52轰炸机载弹量大，多次用于战略轰炸。

一厢情愿的“斩首”

“斩首”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看似简单的低成本速胜战略，美国在针对极为弱小且内部缺乏团结的对手时尝过“斩首”的甜头，比如1989年在巴拿马和最近在委内瑞拉——尽管并非战略轰炸的功劳。

但“斩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不会达到目的，尤其是采用空袭方式的“斩首”。1991年，美国空中力量试图消灭萨达姆，失败后又试图把萨达姆与他的国民，及在科威特的军事力量隔绝开来，然而这一战略全盘失算了。它还在其他三个场合被采用过，但行动规模小得多。1986年4月14日，美国轰炸卡扎菲。这位利比亚领袖的幼女被杀，但他本人逃过一劫。而两年后恐怖分子在苏格兰上空炸毁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的事件，就是卡扎菲对那次未遂“斩首”的回应。1996年4月21日，俄罗斯成功“斩首”车臣叛乱武装领导人杜达耶夫，目的是胁迫车臣按克里姆林宫的条件结束冲突。但这个目标也失算了，冲突一直持续到4个月后俄军被迫撤出车臣。1998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持续4天的“沙漠之狐”行动，再次企图炸死萨达姆，也同样失败了。

以色列无限制的斩首行动目前并没有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种下越来越多仇恨的种子。

杜达耶夫案例表明，即使行动得手，绝大多数情况下继任领导人的政见也不会与其前任有根本差异。这一战略是基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信念：敌对国家本质上是由其所谓“邪恶政府”控制的仁慈民众所组成的。他们认为，除掉所谓的“邪恶领导”，所谓“善意”的力量就会占上风，战争也将很快结束。显然这不是一种足够理性的战略。杀死某一领导者，并不能确保他其中一位最亲密的副手不会取而代之，而副手之后也还有其他副手……

当预感到被“斩首”风险时，领导人还会提前做出妥善的权力替代或交接安排以防意外。另外，所谓的“邪恶”领导人却往往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即便“邪恶”如希特勒，且民族主义常常会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人民之间培育出紧密的纽带，特别是在战时，当国家面临强大的外来威胁时尤其如此。

试图把领导人与其人民或军队隔离开来的战略也是不切实际的。领导者有许多渠道与其人民保持联系。实际上，空中力量不可能将其一举摧毁，并长时间地关闭这些渠道。例如，轰炸机可能很容易破坏敌人的指挥通信系统，但它们无法堵住信息的传播，也难以摧毁警察系统和其他强力机器。

一边倒的结论

尽管结论已经显而易见，但正在进行以及刚结束不久的最后两个案例仍然不应被忽视。俄乌冲突是一场更接近于二战的传统战争，交战双方有漫长的边境线，随着战局发展也有总体稳定但存在动态变化的接触线，双方的战争目标均包含明确的领土诉求。在此背景下，莫斯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赢得战争的希望寄托于战略轰炸，在具体轰炸策略上，俄军既没有选择无限制轰炸，也没有采用“斩首”策略，而是采取了精准有限轰炸方式。乌克兰的电力、铁路、能源和军工设施在不同阶段均成为俄军攻击重点，他们给乌克兰的长期战争潜力造成破坏，但这不足以赢得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将在顿巴斯前线的战壕中决定。

去年6月的12日战争是当下美以伊战争的一次小规模预演，美以空中力量在12日战争中同时采用了精确有限轰炸和“斩首”两种策略，如果说本轮战争中，美以一度以政权更迭作为终极目标，上轮冲突的直接目标则是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然而即便这样一个有限目标也没能达成。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历史与现实案例都否定了战略轰炸制胜论。且否定的不是一种战略轰炸策略，而是对无限轰炸、精准有限轰炸和“斩首”行动的全盘否定。战略轰炸不仅不能独立赢得战争，甚至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其原因与海上封锁同样难以胁迫对手是一样的，战时状态下平民能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致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政治学者罗伯特•佩普对空中惩罚与平民造反的历史证据作了总结：“在过去75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空中战役得出的无可争议的结论是，战略轰炸不会引起国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事实上在过去30场重大战略轰炸行动中，空中力量从未迫使群众走向街头要求任何东西。”

再者，现代工业经济没那么脆弱，即使大规模空中攻击也难以奏效。纳粹德国的洞窟工厂与日本帝国的乡村作坊都在相当大程度上抵挡住了轰炸，它们在战争后期工业产量的下滑更多是因为缺乏原材料、能源甚至工人，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常年面临战争威胁的伊朗早已建立起庞大的地下或山区洞窟导弹生产线。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解释就是，大国经济有许多经得起毁灭的余地。该战略在针对弱国时就更没多少意义了，因为它们的工业体量本身都很小。

因此，即便美以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赢得全胜仍有疑问，但如果美以仍维持战略轰炸为主的作战方式，哪怕进一步增强轰炸力度，也基本不可能赢得理想结果，当然我们已经看到驻日本的一支2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正在紧急调往中东，如此弱小的地面力量不可能打赢地面战争，但它有可能成为美军策略转变的开始。

而站在伊朗的角度，战略轰炸带来的损失甚至都无法遏制其中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反击，就更别提特朗普所说的“无条件投降”了。伊朗不是战争的发动者，因此其胜利底线并不高，只要现政权在不作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就足以官宣胜利。从这个角度看，伊朗至少在现阶段其实比美以更接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