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布会上，特朗普展示了一张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递交的巨幅表格，列出各国对美国商品所征收的所谓“高额关税税率”。深入分析后发现，这些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缺乏科学依据，很可能仅是通过将美国与各国的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出口额得出的粗糙估算。例如，表格显示印尼对美国商品征收64%的关税，但这一数字可能是通过将美国对印尼的179亿美元贸易逆差除以其对美出口额280亿美元直接得出的。同样，表格声称韩国对美国商品平均征收50%的关税，而事实上，《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已将双边关税降至接近零。此外，尽管美欧之间尚未正式签署全面自贸协定，但自2013年起，双方已逐步将平均关税税率降至远低于10%的水平，特朗普所谓欧盟对美国关税高达39%的说法更是无从考证。

这种将贸易逆差比例直接等同于“关税税率”的做法，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以2024年数据为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919亿美元，进口总额为4338亿美元，逆差除以进口总额得出67%，再除以2即为34%，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的“对等”关税税率。同样的算法也适用于日本，202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684亿美元，日本对美出口额为1482亿美元，相除后得出46%，再除以2即为24%，与表格中的对日关税税率一致。这种过于简化的计算方式，不仅缺乏经济理论支撑，还可能为全球贸易体系埋下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冲突隐患。

USTR“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核心假设是将双边贸易逆差直接等同于“贸易壁垒”，并以此推算对等关税税率。这一假设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缺乏根据。贸易逆差受汇率、储蓄-投资差额、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非单纯由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决定。例如，美国长期对华贸易逆差部分源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失衡，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消除贸易逆差，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宏观经济驱动因素，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