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未考虑各国对美商品的非关税壁垒，忽略了汇率调整和一般均衡效应。加征关税可能导致美元升值，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在《国际经济学》中指出，单边关税政策往往引发汇率波动和报复性措施，最终导致双输局面。特朗普的公式完全未考虑这些动态效应，其逻辑荒谬性显而易见。

计算方法的政策目标设定不合理。现代贸易中，中间产品跨境流动频繁，商品的生产过程涉及多个国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可能包含美国设计、但由日本制造的芯片，关税只会推高最终产品成本，伤害美国企业自身。关税的成本往往通过供应链传递，最终由进口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而非出口国。这种复杂性使得“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假设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计算方法的设计和使用更多是政治工具，而非经济手段。特朗普通过宣称“对等关税”来塑造“公平贸易”形象，目的是迎合国内选民对“外国揩美国油”“占美国便宜”的不满，煽动国内保护主义情绪。这种看起来花哨的计算方法其实是在为强权政治、保护主义披上“科学”外衣，通过单边关税施压他国，迫使其他国家牺牲本国利益，放弃自主发展道路，顺从美国意志。

基于错误计算方法实施的高关税政策不仅无法实现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等目标，还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通胀、供应链混乱和出口萎缩的直接冲击。全球经济也将因贸易转移、美元地位受压和地缘政治紧张而承压。更严重的是，各国出于经济利益、国际声誉和主权尊严的考量，必然采取报复性措施，威胁以WTO为核心的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历史已经给出启示，单边高关税不仅冲击经济，还可能重塑战后多边贸易秩序，带来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特朗普的单边“对等关税”政策看似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实则是在自戕。唯有回归多边协商，通过WTO框架解决贸易分歧，才能维护全球经济稳定，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责任编辑：卢其龙 CM0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