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所谓的“病态症状”，在一个霸权国家以法律名义绑架他国领导人的阴森剧目之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它一面披上所谓合法性的外衣，一面却回避自身在毒品扩散或权利侵犯等全球性祸患中的责任。这一过渡阶段也因而更易滋生混乱。特朗普内阁中出现马可·鲁比奥等鼓吹政权更迭的角色，正是这种腐朽的具体表征。

鲁比奥将突袭描绘为例行执法，几乎难以取信于人；那不过是陈旧的炮舰外交的现代战争版本。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正在探索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等替代性选项，它们承诺提供援助而不伴随入侵，但这些安排亦以各自方式形成了反馈回路，从而触发并放大了华盛顿的愤怒。

联合国原本被设想为抵御侵略的堡垒，如今却更像1945年乐观主义的装饰性遗物：它以集体安全为制度目标，却逐渐沦为演说的舞台；安理会受制于否决权机制，而其决议又屡次被强权无视。

对委内瑞拉事件软弱无力的报告员式谴责，凸显了这种制度性无能：既无紧急召集会议的能力，亦无对挑事者的实质性惩罚。面对系统性破坏只剩言辞。国际刑事法院亦呈现类似困境：它只追捕弱者，却无视权力中心的问题。沃勒斯坦曾预见到此类机构在霸权衰落过程中发生去合法化过程，最终沦为上一个时代的遗物。

这一空档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将进一步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多极化既可能产生协作性的均衡，例如去美元化、区域一体化、以创新驱动的伙伴关系；也可能将世界裂解为相互对抗的阵营。

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韧性与印度的增长，均暗示着在一种去中心化的秩序中，不再存在单一仲裁者。然而，美国在委内瑞拉的举动，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分裂与阵营化。欧洲对委内瑞拉袭击的温吞反应，恰恰概括了这种流动性与失序感。联合国及其全部附属装置更像是一层门面。随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终结，空档期展开，“怪物的时代”确已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