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幽灵同样徘徊于美国国内：国内政治分裂加深、收入悬殊，以及一种通过对外冒险转移国内衰败注意力的政治逻辑。特朗普的“回归”将孤立主义与进攻性合而为一，恰好映照出空档期的悖论：新秩序正在艰难汲取力量，试图破土而出，而能源卡特尔、军工产业与怀旧式帝国主义的结合体之类的既得利益者却在持续阻滞其演化。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前路并无预先注定的轨道，但总体趋势似乎更偏向升级而非舒缓。未来十年，暴力的外溢与放大可能更加显著：不仅表现为常规战争，也包括“无形之战”——网络渗透、经济围困与影响力渗透行动。

在“灰色地带”执行可以规避公开冲突的侵略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各地发生不稳定的肮脏战争与恐怖行动也可能增多。这并非一种主张或者倡导，而是在一个缺乏主导者的过渡期内所作的概率判断：权力真空往往会诱发机会主义。

然而，在这种流动性之中亦蕴含着机遇。多极化所具有的开放性，为多样化的政治与发展表达提供了空间：非洲对资源主权的自主主张、亚洲的技术跃迁、拉丁美洲的进步性结盟。委内瑞拉的抗拒或许会凝聚更广泛的反霸权团结，其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越南曾经发挥的催化效应。这个时代的可塑性，正召唤出多种“后自由主义”形态，使人们得以超越既有且日益过时的结构。

将任务表述为“做多极化的好助产士”，恰当地捕捉了当下的挑战：在阵痛之中以审慎方式加以护持，使新生秩序得以成长，而非以强力预设并塑造其结果。读者或许会自然推断稳定应当优先于动荡，但此处的重点在于此刻脆弱的开放性，而非提出规范性倡议。外交官当然可以推动降级、推进更公平论坛的改革，并促成以对话取代武力。但这些终究只是可能性，而非命令式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