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纳德·特朗普而言，2025年原本应当预示一种凯旋式回归：第二任期将以“美国优先”的胜利叙事铺陈，边境墙加固，贸易协定重谈，全球尊重通过更具攻击性的姿态被重新赢回。

然而，现实却呈现为一串退却、失败与难堪。经济逆风持续存在：通胀在承诺迅速纾解之后仍然盘桓；供应链中断暴露出一个变动世界中的结构性脆弱；随着金砖国家加速推进去美元化努力，美元的主导性亦呈弱化趋势。

国内层面，政治僵局进一步加深，国会内斗使基础设施法案受阻，文化战争则分散了公众对不平等上升与中产阶层空心化的关注。特朗普的招牌政策同样遭遇挫折：对华关税战带来了“TACO”这一绰号；移民打击压垮了法院系统却未能遏制跨境流动；对外同盟关系则进一步破裂。

而委内瑞拉这一步棋落在美国行动的节点之上，堪称一个在内部虚弱之际对外抡拳的绝望霸权之象征。抛开自恋式的傲慢不谈，这糟糕的一年最终以对委内瑞拉的突袭收场——这是一场高风险押注，旨在展示强硬并转移国内困境。

但正如沃勒斯坦可能会提醒的那样，这种高风险博弈本身便是衰落大国的典型征候：当经济与政治处境恶化时，衰落中的大国便以过度扩张进行回应外部怀疑，而这只会令螺旋式下坠更为剧烈。这样的行动也在表明，美国未能适应后单极时代的经济现实，仍紧抱过时的胁迫工具，而非面向多极市场进行制度与技术创新。

曾几何时，美国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而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者正在科技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速超越。无论在国内教育与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拥抱多边贸易领域，帝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军事冒险则成为昂贵的分心之举，用以遮蔽其国家结构性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