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狱中札记》中的洞见，在此尤具启示意义：“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死亡，而新的尚不能诞生；在这一‘空档期’里，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病态症状。”

九十五年之后，我们似乎正行走于一个类似的空档期之中。单极时代已在持续冲突、经济冲击与新兴力量崛起的多重挤压下趋于瓦解；而多极或“多节点”时代的未来轮廓仍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依旧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其走向取决于事态演进，而非某种必然宿命。

葛兰西所谓的“病态症状”，在一个霸权国家以法律名义绑架他国领导人的阴森剧目之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它一面披上所谓合法性的外衣，一面却回避自身在毒品扩散或权利侵犯等全球性祸患中的责任。这一过渡阶段也因而更易滋生混乱。特朗普内阁中出现马可·鲁比奥等鼓吹政权更迭的角色，正是这种腐朽的具体表征。

鲁比奥将突袭描绘为例行执法，几乎难以取信于人；那不过是陈旧的炮舰外交的现代战争版本。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正在探索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等替代性选项，它们承诺提供援助而不伴随入侵，但这些安排亦以各自方式形成了反馈回路，从而触发并放大了华盛顿的愤怒。

联合国原本被设想为抵御侵略的堡垒，如今却更像1945年乐观主义的装饰性遗物：它以集体安全为制度目标，却逐渐沦为演说的舞台；安理会受制于否决权机制，而其决议又屡次被强权无视。

对委内瑞拉事件软弱无力的报告员式谴责，凸显了这种制度性无能：既无紧急召集会议的能力，亦无对挑事者的实质性惩罚。面对系统性破坏只剩言辞。国际刑事法院亦呈现类似困境：它只追捕弱者，却无视权力中心的问题。沃勒斯坦曾预见到此类机构在霸权衰落过程中发生去合法化过程，最终沦为上一个时代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