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回应迅速且惩罚性强烈。随即华盛顿将查韦斯的资源民族主义视为对企业利益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双重威胁并升级干预。美国曾在2002年对一次政变提供了默许性支持，而这次政变短暂推翻了查韦斯。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则在2006年以武器禁运的形式正式启动，其理由是委内瑞拉在反恐与禁毒方面“不合作”。

在特朗普任内，制裁进一步扩展为金融限制（2017年E.O.13808禁止美国参与委内瑞拉债务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相关交易）、石油部门禁令以及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拜登政府曾提出与选举让步挂钩的临时减免机制，但又在2024年选举争议中重新加码。这些措施重创委内瑞拉经济，加剧短缺与迁徙，却未能实现推翻政府的目标，直至2026年的军事干预。这场干预遂成为数十年经济战争与政权更迭诉求不断累积之后的“逻辑终点”。

委内瑞拉的这一叙事，也嵌入美国在拉丁美洲更广泛的政权更迭史之中。斯蒂芬·金泽在其2006年著作《推翻：从夏威夷到伊拉克的美国政权更迭世纪》（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中对此做了细致梳理。金泽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并推翻了14个政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同时辅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叙事作为正当化包装。

在拉丁美洲，这一模式可追溯至帝国时代：美国在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实施干预，由美军或其代理人接管关键事务，以确保资源与市场通道。

冷战时期，“反共”进一步放大并制度化了这些行动：1954年由中情局策动的危地马拉政变推翻了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其直接诱因在于土地改革触及联合果品公司利益，最终引发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并造成数万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