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这一模式可追溯至帝国时代：美国在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实施干预，由美军或其代理人接管关键事务，以确保资源与市场通道。

冷战时期，“反共”进一步放大并制度化了这些行动：1954年由中情局策动的危地马拉政变推翻了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其直接诱因在于土地改革触及联合果品公司利益，最终引发持续数十年的内战，并造成数万人死亡。

在智利，美国支持1973年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并扶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建立独裁统治，导致3000余人遇害、数万人遭受酷刑。金泽将格林纳达（1983）与巴拿马（1989）界定为“入侵时代”的典型案例：以民主或反毒为名实施直接军事行动、推翻在任领导人，但其真实意图往往在于遮蔽资源攫取或战略控制等更深层目标。

金泽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些行动中反复出现的动机结构：保护跨国公司利益、遏制民族主义诉求、压制被视为左翼的威胁。然而，这类干预鲜少兑现其公开承诺。最初的胜利主义叙事，例如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任务完成”横幅下的姿态。很快便被更为混乱的现实所取代：长期不稳定、人权侵犯，以及反美情绪的反弹。

在危地马拉，政变诱发游击战争并最终演变为针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智利的皮诺切特时代固化了不平等与高压统治，进而助长地区怨恨；古巴猪湾入侵的失败（1961）不仅令美国颜面尽失，还巩固了卡斯特罗政权，并鼓舞了整个拉美的革命者；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对桑地诺主义者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战争，造成广泛暴行，却仍未实现持久的政权更迭。

即便如巴拿马“正义事业行动”这类表面上看似“成功”的案例：推翻曼努埃尔·诺列加。这场行动同样带来短期混乱与长期对美国意图的深刻疑虑。金泽据此认为，这些干预往往播下不稳定的种子，侵蚀美国信誉，并滋生其声称要消除的那些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