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委内瑞拉国内贫困率从1979年的不足20%飙升至1999年的50%以上，引发大规模动荡，例如1989年的“卡拉卡索”骚乱：安全部队在民众抗议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杀害了数百人。

查韦斯是整个南美反美斗争的旗帜

腐败蔓延、不平等加剧，以及民众对由精英控制的政治体系日益疏离，最终共同构成变革的沃土。乌戈·查韦斯汲取西蒙·玻利瓦尔的独立、反帝与社会正义理想，在1998年选举中胜出，并承诺将石油财富重新导向人民。

其“玻利瓦尔革命”推动关键产业国有化，资助教育、医疗与减贫等社会项目，并显著降低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1999年至2011年间从接近0.5降至0.39。

美国的回应迅速且惩罚性强烈。随即华盛顿将查韦斯的资源民族主义视为对企业利益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双重威胁并升级干预。美国曾在2002年对一次政变提供了默许性支持，而这次政变短暂推翻了查韦斯。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则在2006年以武器禁运的形式正式启动，其理由是委内瑞拉在反恐与禁毒方面“不合作”。

在特朗普任内，制裁进一步扩展为金融限制（2017年E.O.13808禁止美国参与委内瑞拉债务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相关交易）、石油部门禁令以及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拜登政府曾提出与选举让步挂钩的临时减免机制，但又在2024年选举争议中重新加码。这些措施重创委内瑞拉经济，加剧短缺与迁徙，却未能实现推翻政府的目标，直至2026年的军事干预。这场干预遂成为数十年经济战争与政权更迭诉求不断累积之后的“逻辑终点”。

委内瑞拉的这一叙事，也嵌入美国在拉丁美洲更广泛的政权更迭史之中。斯蒂芬·金泽在其2006年著作《推翻：从夏威夷到伊拉克的美国政权更迭世纪》（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中对此做了细致梳理。金泽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并推翻了14个政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同时辅以意识形态与安全叙事作为正当化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