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政府确有一些官员公开提出从中东地区和乌克兰危机中尽快抽身的想法，华盛顿也采取了一些举措，看起来有了“全球收缩”的意味。但美方这方面的所思所想并未跳出“亚太再平衡”政策实施以来美国亚太政策的基调和要点，部分观点和做法甚至就是直接取材于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一如拜登政府上台后实质上承继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的内在思维和部分外在表象。例如，“太平洋威慑倡议”从2020年“特朗普1.0”时期提出，中间横跨整个拜登政府任期，如今在“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仍能见到身影。现任政府滥施关税分化亚太国家与拜登时期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做法虽不一致，但目的重叠较多，所追求的实质效果亦有较多相似之处。更别提美国长期借南海争端、中导问题等敏感复杂因素破坏地区稳定，持续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混乱。

总而言之，无论美国是否有意识地用“战略收缩”来干扰舆论，美国在物理域的实际举措与在认知域想要制造的叙事不啻于两个平行世界，美国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突出政策延续性与聚焦主线的相应调整似乎更具解释力，轻信美国“战略收缩”之说可能会扰乱我们对复杂态势的感知与应对。

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收缩或是扩张，大概率仍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势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美方或许会用“战略收缩”或其他话语装饰亚太政策的枝枝叶叶，但只要继续以围堵遏压中国为主要目标，其实质就不会随着表象与叙事的改变而有根本变化。接下来，美方或许会从其他地区抽调一些资源投入西半球，但如果规模和程度达不到“质变”，就很难定论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就此而言，“战略收缩”既不是当前阶段美国亚太政策的实景，亦不能统括其理念与实践的内在机理。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美方亚太战略是否出现新的变化，归根结底还要依据其实际行动加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