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欧洲厂为了与中国厂的高效率竞争，必须从速淘汰燃油车技术工人，随着法令对电动车发展的鼓励，这样的转型阵痛只会逐日加剧。

因此，欧洲提高进口车关税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在气候与产业的天秤上，欧方迟早得用上“去风险化”概念，以保住他们的高额贸易顺差，与蓝领利益。

尽管有的欧洲国家如德国，会为了保住中国市场销售而避免树立关税壁垒，但也有的国家如法国，积极寻求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相对脆弱的品牌。面对有点不知所措的欧洲，中方应谨慎处理欧方在此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不断寻找共赢的模式，否则“去风险化”会像魔鬼的诱惑，让欧洲禁不住牺牲气候政策，并政治化产业问题。

大西洋的另一端，由于美国本来就将“去风险化”视为脱钩的同义词，政治化产业问题又是保护主义的高效工具，因此，美国政客与车企倾向于牺牲气候政策以自保，保住市场与劳工，以免自己也落入欧洲掉进的“陷阱”。这便使得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遇到了逆风，现在该法案中的电动车补贴与监管，被视为过度鼓励新能源产业的不当政策。

我数度提过两点：一、美国不擅长产业政策；二、拜登最重视的票仓是工会；选举年又来了，合理推估，拜登政府必然会向共和党与本土车厂妥协，放缓推动电动车基建的节奏，并维持进口车的高关税。事实上，阻碍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主要绊脚石，就是高价与充电桩的不足，这便是美国自我阻碍进步的破口。

既如此，克里与中方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就必然要放大中国的问题，淡化美国的问题，会将焦点放在燃煤电厂等层面上，而不是放在美国推动新能源的迟滞进度上。因为后者是中方的强项，美方必须去除中国设备进口障碍，才能促进自身减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