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在今日启程前往日本参加19日至21日举行的G7领导人峰会，尽管其目前已缩短原计划的海外访问行程，但留给其亲自参加谈判并拍板的时间也已更为有限。

事实上，在这为数不多的谈判时间里，债务上限僵局的命运无外乎以下几种结局：

①国会两党在6月前成功谈判提高债务上限，拜登政府作出让步削减部分开支。对实体经济而言，该情形下债务上限问题对经济影响较低，但若民主党让步较大，那么财政支出的削减可能影响今年美国经济的需求，并加剧下半年的衰退风险。

②国会两党在6月前成功谈判提高债务上限，共和党作出让步不再要求削减开支。这一选项如今看来最不可能。当然如果出现，对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的运行轨迹，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情。

③国会两党在6月前设置一个期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例如延期至今年9月底，然后再做进一步决定。这一方案将为两党争取更多谈判时间，期间政府或削减部分开支。不过，如果国会将问题搁置数月直至今年秋季，难保现在的情形不会重演，届时将会增加政府停摆风险，导致今明两年经济增长下行。

④国会两党采取“边缘政策”。谈判一直处于僵局，并拖到触发“X日”的最后时刻——在临近违约前几日甚至仅提前若干小时达成协议。该情景的影响类似于2011上次影响较大的债务上限危机，在该情景下，对实体经济而言，经济预期和消费者信心可能回落，短期内国债利率上升可能使银行浮亏进一步扩大，加剧银行业危机。

⑤国会两党态度始终强硬，导致美国政府名义乃至实质性违约。在这一最糟糕的情形下，美国政府可能出现停摆，美国国债接近违约甚至出现短期的实质性违约。类似情形历史上从未曾出现，经济和市场严重性无疑将高于2011年。一旦违约，美国主权债务评级也势必将被再次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