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门罗主义警告外部势力，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国事务”，这一思想影响了美国政府在被它视为关系最密切的势力范围奉行的许多政策。例如，中南美洲多国政府被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推翻或打垮。古巴1950年的人均收入在西半球位居第五，它或许是“势力范围”如何概念化并强加于美洲半球的最值得关注的例证。

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势力范围”远远超出它所在半球的范围。近几十年来，相当比例的一批非洲和亚洲政界领袖试图应对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但他们要么遭受军事上的打击并被赶下台，要么受到美国的孤立与抵制。这一模式不断在各种口号的推波助澜下得到强化。这些口号有着不同但往往相互重叠的内容，经常道出了众多美国人的直觉反应：“这是善恶之战”“他们因我们的价值观而憎恨我们”，或者稍作修改后变成“我们正面临历史的终结”。

美媒文章：俄乌冲突还不是全球秩序最大变化

许多非洲国家、印度和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缓慢而曲折的和解进程，以及伊朗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是两个最新例证，体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和为推动“选择性再全球化”所做的努力。

选择性再全球化的目标是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区域重组，这种重组会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缓解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对等制裁。

虽然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是违反道义的，不过用印度分析家希夫尚卡尔·梅农的话说，这些政府认为这场冲突是“欧洲安全秩序（之战）——而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战争”。

更广泛地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批国家的政界代表对全球金融体系（全球95%的货币储备以西方货币形式持有）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主张反思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