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14日发表题为《俄乌战争真的改变了全球秩序吗？》的文章，作者是意大利都灵大学世界史学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刊》编辑部主任洛伦佐·卡迈勒。全文摘编如下：

1989年，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卢古德预言，西方霸权时代将被“13世纪世界体系展现的多中心相对平衡的回归”所取代。现在评估阿布-卢古德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正确为时过早，但如果说子孙后代会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视为力量对比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重要时刻，似乎并不牵强。

美媒文章：俄乌冲突还不是全球秩序最大变化

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再平衡始终伴随着大规模且具划时代意义的显示武力之举。然而，与以往历史相比，现在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全世界当前正经历着人口指数级增长、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生境遭破坏等诸多问题。这些并非是不可预知的异常事件，也就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布所说的“黑天鹅”，而是正在推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进程。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及秩序背后的权力中心方面，这些进程将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与气候相关的担忧尚无法影响全球秩序走向，煤炭的卷土重来似乎也无法对这个层面产生影响。相反，“势力范围”的概念——也就是阿米泰·埃齐奥尼所说的一国拥有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优势力量的国际格局——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宣称，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如今与它当初成文时一样意义重大”。

美媒文章：俄乌冲突还不是全球秩序最大变化

70年来，门罗主义警告外部势力，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国事务”，这一思想影响了美国政府在被它视为关系最密切的势力范围奉行的许多政策。例如，中南美洲多国政府被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推翻或打垮。古巴1950年的人均收入在西半球位居第五，它或许是“势力范围”如何概念化并强加于美洲半球的最值得关注的例证。

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势力范围”远远超出它所在半球的范围。近几十年来，相当比例的一批非洲和亚洲政界领袖试图应对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但他们要么遭受军事上的打击并被赶下台，要么受到美国的孤立与抵制。这一模式不断在各种口号的推波助澜下得到强化。这些口号有着不同但往往相互重叠的内容，经常道出了众多美国人的直觉反应：“这是善恶之战”“他们因我们的价值观而憎恨我们”，或者稍作修改后变成“我们正面临历史的终结”。

美媒文章：俄乌冲突还不是全球秩序最大变化

许多非洲国家、印度和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缓慢而曲折的和解进程，以及伊朗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是两个最新例证，体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和为推动“选择性再全球化”所做的努力。

选择性再全球化的目标是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区域重组，这种重组会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缓解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对等制裁。

虽然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是违反道义的，不过用印度分析家希夫尚卡尔·梅农的话说，这些政府认为这场冲突是“欧洲安全秩序（之战）——而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战争”。

更广泛地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批国家的政界代表对全球金融体系（全球95%的货币储备以西方货币形式持有）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主张反思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

美媒文章：俄乌冲突还不是全球秩序最大变化

有时几十年没有大事发生，有时也会在短短数周内发生几十年的剧变。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似乎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不过，正如许多人所言，俄乌冲突并没有“改变一切”。说到全球秩序，最重大的变化或许是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终于意识到安德鲁·巴切维奇所说的“主要存在于西方观察家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秩序”的终结。

在现实世界，或者说正在形成的这个世界，连贯性和用来转移视线的“那又怎么说”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坚决谴责所有势力范围和各种形式侵略的人，而在于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在势力范围、地缘政治秩序和战争触及自己的利益时，才会使用明确而严厉的措辞，同时有选择地挑选激起他们愤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