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处工作，那段时间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苏联的改革动向，期望苏联改革能够取得预期结果。但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就是苏联局势每况日下，政权越来越不稳固，民心、党心、军心越来越涣散。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1989年5月中旬，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到中国访问，我们单位参与了接待工作。

那时候，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带着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苏联外交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另一个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作“苏联改革教父”的雅科夫列夫。这两个人陪着戈尔巴乔夫一起在钓鱼台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戈尔巴乔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两人一言不发，心事重重。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戈尔巴乔夫被这两个人所左右了。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完全外行，他突然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直接调任苏联外交部长，盲目地寻求同美国和西方的缓和，忘记了苏联的国际处境和国家利益。

在内政和意识形态领域，戈尔巴乔夫主要靠雅科夫列夫鼓吹“民主化”，表面上看似对国际形势、世界潮流、苏联历史头头是道，实际上雅科夫列夫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他并不喜欢苏联制度，而是另有所图、居心叵测。

雅科夫列夫可以说是苏共的中坚力量，主管意识形态，但他曾经当过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长期在西方生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用这样的人来塑造苏联意识形态，主导苏联社会民主发展进程，危害巨大。

那时候的苏联，给人的感觉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但中国基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利益，基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还是与苏联实现了党与国家关系的全面正常化。

1989年9月，苏联突然出现了全联盟性的供应链断裂和商品紧缺，莫斯科所有的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国内忙于政治斗争，各加盟共和国四个月不向莫斯科供货，大家无心生产，供应也随之急剧萎缩。

另一方面，苏联加盟国开始闹独立，有的为了争取“主权”，连续几个月不向莫斯科供货。有些共和国公开表示要退出苏联，比如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其中立陶宛首当其冲，拒绝向莫斯科供货，搞封闭式经济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