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部分已经出售的财产同样进入调查视野。委员会对亲日合作者后代出售的相关土地作出财产确认决定，为后续追讨处置所得提供了依据。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土地一旦转手，单纯要求现任产权人交出土地，可能涉及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不过，第一轮调查的成果仍然有边界。

委员会能够作出国家归属决定，却不等于财产就能顺利收回；法律上认定某人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也不等于其名下所有财产都自动归国家。更棘手的是，土地一旦转手、继承关系一旦复杂化，追缴就会从历史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委员会解散而消失，反而成了第二轮调查必须直面的起点。

而要理解第二轮调查难在哪里，首先得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法律上究竟如何认定“亲日派”，财产又凭什么追回？

韩国追缴亲日财产的法律拉锯

在韩国日常政治讨论中，“亲日派”可以是一个范围较广的社会政治称呼；在财产追缴过程中，适用的则是法律上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概念。相关特别法将特定的亲日反民族行为与财产归属联系起来，规定了认定范围和程序。

这意味着，曾经学习日语、在日本生活，或与日本人有过交往，并不足以自动构成财产追缴的法律依据。调查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核查当事人是否实施了符合认定标准的行为，以及特定财产是否属于法律所界定的亲日财产。

但法律定义本身，也可能在司法审查中被推翻——李海昇案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