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法务部依据新法起诉，要求后代返还约5300万韩元卖地所得。后代的核心抗辩是诉讼时效已过。但大法院2024年12月已作出关键判决：“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后代主张诉讼时效，构成权利滥用。”任善准案是这项判例确立后，法务部主动起诉并胜诉的第一案。

2026年4月，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全部胜诉。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5300万韩元——因为这个金额很小，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在26万左右——而在于它突破了一道更根本的障碍：即使原物已经不在、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只要法律工具足够锋利，追缴处置所得依然有路可走。

法律认定与实际执行之间也隔着一段距离。即便政府赢得诉讼，如果继承人名下已经没有足够资产，或者相关财产难以执行，国家仍可能无法收回全部款项。这也是为何新一轮调查需要加强财产追踪，而不能只停留在作出认定或提起诉讼的层面。

境外资产和隐匿财产的调查同样棘手。资产跨境转移后，调查机关需要面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产权记录和司法协作程序。第二轮委员会能否建立更有效的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资产追踪机制，将直接影响实际追回成果。

结语

16年后重启亲日财产调查，真的只是为了追回几块地、几笔钱吗？恐怕不止。对李在明来说，这既是对殖民记忆的回应，也是一次鲜明的政治动作。强调追缴亲日财产、纠正历史不公，既能回应进步派长期诉求，也能把政府与“历史责任”“社会正义”绑在一起。

当然，政治信号最终要过成果关。韩国法务部估算，第二轮委员会至少可能再追回约325亿韩元，依据是115块此前未能起诉的土地，按2025年公示地价计算。这只是预估，即使胜诉也不等于到账。

但这场清算之所以反复中断、步步艰难，根子不在法律技术，而在建国之初就埋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