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解散后，已经作出的财产归属决定并没有因此全部失效。部分财产持有人及亲日合作者后代仍在提起诉讼，政府也需要继续应对相关法律争议。法务部门承接了部分后续诉讼和财产归属事务，其他部门则继续处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资产问题。

问题在于，承接后续事务与继续开展系统调查，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前者主要处理已经发现、认定或进入法律程序的财产；后者则需要主动寻找新的财产线索，查清复杂的继承和转让关系，调查已经出售的土地及其处置所得。原委员会拥有专门的调查权限、工作人员和跨部门协作机制，接手后续工作的部门并没有完整延续这套配置。

因此，2010年以后，韩国并非完全停止了亲日财产追缴，而是长期缺少一个能够持续寻找新线索、系统调查相关资产的专门机构。

随着时间推移，部分财产多次转手，产权关系更加复杂，历史档案也越来越难以核实。即使政府希望继续追缴，也需要面对调查权限、专业人员和取证能力等现实限制。

此后，韩国政界曾出现重新设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张，但直到2026年，相关立法才再次取得进展。李在明政府推动重启委员会，正是要恢复此前缺失的专门调查机制，并进一步处理已经出售的相关财产及其处置所得。

那么回头来看，当时的第一轮调查到底查出了什么？

第一轮委员会在2006年7月至2010年7月期间，对168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2359块土地作出国家归属决定。按照韩国方面采用的统计口径，这些土地当时的市值合计约2373亿韩元。

从调查工作本身看，第一轮委员会至少完成了两项彼此衔接的任务。

其一，它把历史责任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程序，即通过人员认定、家族关系调查、土地查询和财产来源核查，建立起从历史档案到行政决定的工作流程。对于已经过去数十年的殖民历史而言，这需要将分散的档案、产权记录和人员信息逐一对应。它也让一批特定财产进入国家归属程序，使亲日财产成为可以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诉讼审查的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