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时任外相、后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做出过如下表态：“即使能带来外汇收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穷到要靠军火出口赚钱……我们应该继续作为一个有着更高理想的国家继续前行。”

高市早苗在今年3月的国会质询中，被问到对这段话有何感想。她的回复是：“时代变了”。

其实是日本变了。

或者说，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只是不需要那块遮羞布了。

六、重蹈覆辙前夜，日本的变与不变

在日本军工产业一点点滑向我们熟悉的军国主义扩军备战之时，日本国内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有些事情则又是熟悉的配方。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日本学界的态度。历史上，日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慑于二战造成的惨痛景象，以及大批学者在战败前被动员助战的“黑历史”，因此是反对日本再武装的中坚力量。

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称：“今后绝不开展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1967年又发表声明，强调“不进行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科学研究”。2017年发布的《关于军事安保研究的声明》继续强调“研究成果有时会脱离科学家的意图，被转用于军事目的”，要求“对研究资金来源做出谨慎判断”，并呼吁建立制度，确保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能从技术和伦理角度审查可服务军用的研究。

但是日本学界对再武装的态度已然出现松动。早在2013年日本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集中产学官各方力量，让科技在安全保障领域也可得到有效利用”，此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加大对学术科研领域的工作。

以上文提到的防卫装备厅“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它为日本政府直接对接相关科研机构创造了空间，面对期限最长5年、最多可达20亿日元单点扶持的项目激励机制，高校申请数量已经大幅攀升，2020财年全日本大学总共提交了9个申请，2023财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3个，2024财年为44个，2025财年，达到123个。

5年时间，上涨倍数逼近13。

日本学术总会呼吁的审查机制没能真正建立，反而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人们认识到越来越难以明确划分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的技术和知识。”连《和平宪法》都能突破的日本，何况区区一个学会的声明呢？

比起学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松动，民意对再武装态度的反转更为干脆。关于是否支持日本自卫队的“规模和能力”是否应该增强，1991年的内阁府民调显示，持“支持扩大”的民众占比少于“维持现状”超50个百分点，而在2026年4月公布的内阁府最新民调里，差距已经收窄到4.6个百分点。

对于武器出口的民意变化更快，2013年共同社组织民调时，针对是否支持放宽武器装备出口指导方针，66%的受访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如今内阁府的这份民调，支持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8.3%。整体掉了个个儿。

但也有不变的，那就是日本军工利益集团又展现出了熟悉的味道。二战时期，军部、垄断财阀与军工产业构成的利益闭环，政商合谋、绑架经济、制造焦虑、以战养战。而如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设的防卫产业委员会，影响力同样越来越大。其公示的涉军政策建议往往早于官方文件，不是建议被采纳了，就是政策被泄露了。也确实发生过防卫省把预算草案交由防卫产业委员会“过目”后才提交给大藏省的极端案例。更不用说，还有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和日本造船工业会......盘根错节。日本军工企业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献金与游说也正在不断复活当中，对此笔者在“新型抗战拖不得”的前文里已有回溯。

新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形成。

而这种复合体的形成背后，是日本二战前后看似改变，实则没变的体制问题，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1940年体制”问题，即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实际上在1940年推行战时统制经济已然成形。二战前昭和日本为了以战争形式掠夺全世界的总体战设计，在战后的昭和日本无缝切换为瞄准工业品以换取外汇和超额收益的举国体制。无论是经济运行逻辑、制度设计还是意识形态，“昭和日本”其实没有割裂。

用野口悠纪雄教授的原话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

既然“昭和日本”没有变，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军工产业的未来，还能轻松预判它的走向。

由此又能引出一个终极问题：日本一直把自己发展军工产业视作是“正常国家”的权利，列举了一大堆国际通行惯例。

可是一个无法正视历史、无法根治军国主义、无法根除浓厚封建法西斯残余的国家，有没有资格享有“正常国家”的权利？

七、作为日本军工最大假想敌的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除了日本以外，最有资格回答的就是与日本一衣带水从而总被日本近水楼台先遭虐的中国。

日本此轮的扩军备战，中国就是其最大假想敌，没有之一。日本反复渲染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的维权行动，诬称这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以此凝聚日本国内对再武装的支持。上文提到的内阁府民调中，日本民众“最为关切的防卫问题”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在周边地区的行动”，占比高达68.1%。三年前的调查，这一数值是61.3%。

通过前文的完整复盘，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特征，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而且在当前还正被日本政府蓄意强化。

2.日本军工产业的实际产出被大量隐藏，日本一直用“军费不透明”指责中国，其实它才该是要去答题的那个。并且很可能日本在利用表面的民用工业从事受管制的两用物项的走私。

3.日本国内制约军工产业恶性扩张的健康力量不仅正在消失，而且趋于凋零。军工扩张的表象背后，是刺激军国主义复活的经济基础一直存在，而限制其生长的上层建筑已经瓦解。

4.日本境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和澳大利亚正在强化与日本的军工合作，并且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正努力使自己成为受益方，这种合作高度服务于这批反华国家对华的挑衅战略，并有可能通过吸引日起投资来填充本已空心化的美欧制造业，从而对我国形成产业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多维度竞争。

5.日本军工产业恶性膨胀，针对的最大假想敌就是中国，这与日本在琉球的要塞化、干预台海南海局势、与菲澳等国勾结设卡是高度联动的。

历史正在看着中国如何抉择。须知90年前，纵容德国恢复军备的张伯伦，与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蒋介石，也都和希特勒、裕仁、东条英机一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相比蒋介石，张伯伦好歹是悉心做了备战，但不妨碍他因为绥靖政策，在耻辱柱上之余，还额外入选国际政治的笑林广记。

张伯伦其实是做了两手准备，在提高军费、陆军机械化、防空尤其是雷达网的建设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策部署，他死后也被主要对手丘吉尔高度评价。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一次战略性错误就足以抹掉他其他工作本应取得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