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富士电机能不能向外界说清楚，它的民用和军用业务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它的员工额外走私稀土，究竟又为什么？

日本政府和媒体为了两个间谍上蹿下跳一个多月了，又为什么始终说不清楚稀土走私的动机和去向？

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问一句：“军民不分，那就是军了？”这个疑问是需要日本这样有着一贯不良记录的国家所自证的。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策动中国稀土走私的大户。

2010年我国海关联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的一起对日稀土走私案，区区一起案件，涉案稀土总重就高达4,100余吨。要知道，当年全国稀土总出口量也不到4万吨。青岛海关也曾在2010年披露，同期查获的走私稀土多数是走私到日本的。包钢稀土表示日韩企业的需求是“走私的原动力”。到2012年，《经济参考报》调查结果，我国当时稀土的走私量是正常出口量的1.2倍，其中目的地大量是日本。

前文说过，日本人的历史是能折叠起来看的，从明治维新到全面抗战，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策划的走私案何止是车载斗量，日本逐步将走私生意扩展到全中国的海岸线，尤其是钨砂、锑、钼，都是由日本特务机构联合三井、三菱等军工财阀开设的洋行，以重金贿赂我们国内的矿枭和官员，将矿产私自偷运至当时英据香港或日据台湾，再由日本商行大肆高价收购、转运回国。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惠州钨矿走私做过专门调查，结论是：“几全数悉为日人所收，故走私即以资敌，事实上殆无二致。”

堆积如山的待运走私货物。图片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个案与整体、当代与近代、不同品类的矿产，涉案的依然是日本。这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日本产业与日本军工的意义。

所以再看这8,100家倒反天罡来“敦促”中国透明日本企业们，各自又能不能好好说说各自与日本军工产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何确保它们自己的供应链不会涉军、不会针对中国？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敢不敢向中国透明一个？

我们再回看《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必须毁灭，日本也不得保留“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那么日本又是如何发展出如今的军工产业，并进而以“自卫”之名，扩充了一支世界先进水平的武装力量，并在掏空和平宪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二、“军民不分”的历史原罪与战后嬗变

它们回答不了，因为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问题，贯穿了日本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早已是牵丝攀藤、难以分辨。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就密不可分，而“强兵”的目标就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军工产业版图中最为重要的三菱、川崎、东芝等，都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构成日本军工产业核心的“四大五小”，均成立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

旧日本军国主义长达70年的对外扩张史，就是日本民企造枪送炮、沾满原罪的黑历史。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淞沪抗战到重庆大轰炸，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企在军工产业中的份额远超国营兵工厂，其中军舰生产占到59%，装甲车辆占到95%。

以军用飞机为例，在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仅三菱重工和中岛飞机两家民企，生产的军机总量占比就高达47.2%，而日本军部的海军航空工厂和陆军航空工厂占比仅为4%。

小到刺刀，大到军舰，这些浸透肆虐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邪兵恶器，都是日本民营企业生产。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盟军进驻开启军管前，日本充分利用了两周左右的真空时间，将一批军用设施与军需物资向民企转移，尽可能保持军需生产的能力。并在不久后的朝鲜战争，依赖美军特需全面激活。

朝鲜战争结束后，军品生产在工业产品生产总量中的比例，从1954年的1.2%下降到1955年的1.0%，再到1965年的0.5%。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这并不计入军民两用（日本称“双用”）产品的生产，日本也就此习惯了在“双用”中隐藏战力，旧日本军队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民企的高管与中层骨干。

旧日本海军技术人员战后在民营企业的就职情况。图表来源：王广涛，“富国强兵”的遗产———军工技术产业化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