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讲，即使存在这些制约，依然不妨碍日本重建武装并在世界名列前茅，并保留了前文所说的巨大战争潜力。一旦制度性约束被突破、生产场景与正常国家无异，那么日本军工又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而过去十几年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在打破这种能力与潜力的脆弱平衡。

战略设计上，日本通过一系列制度松绑，尤其是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出炉，将“举国防卫体制”定义为“综合日本所拥有的外交能力、经济能力等各项能力，体系化组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打造”的防卫体制。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在比照美国军工的“全政府、全社会”路径，谋求集中各方面资源，统筹各级政府、民间机构乃至个人力量，模糊平战界限，最终增强整体军事威慑力。

日本还计划在2026财年制定“防卫产业战略”（实际上就是国防工业战略），进一步打破民企生产军品的限制、强化军民产业供应链、改善装备转移并扩大装备出口。同时还计划在今年内继续修订“安保三文件”，继续掏空《和平宪法》。

产业政策上，日本在过去十几年逐步强调强化军民“双用途技术”相结合，尤其是2024年以来将双用途技术置于国防战略的核心位置。重点包括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制造等民用领域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国防能力。2026年，日本将双用途物品政策纳入第二个科学技术五年计划（2026-2030），宣称要以此“应对国际紧张局势和供应链脆弱性的核心战略”。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标志着日本已从制度层面彻底打破了战后军民分离的防火墙，将民用产业全面纳入军事化轨道。

也正是在2026年，国家安全首次被政府第七个科技创新基本规划列为国家科技战略支柱之一。国防工业列为17个公私投资优先战略部门之一。今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科技创新基本规划》，明确倡导“军民不分”，原话是“民用技术和安全保障技术不应被区分，应该促进两者技术的互相流动，形成民用与安全保障领域技术双向流动和协同效应。”。

《规划》就此提出，“产学官协同合作”在支撑前沿技术、双用途技术研发和应用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要求自2026财年起，将政府科技投资总额提高至60万亿日元的目标，比前五年增长约40%。

这份规划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搭建起了日本军工产业的组织架构，《规划》要求以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与相关省厅协作，推动广泛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安全保障领域的生态系统”，并在2026财年设立关键技术战略研究所，为政府提供科学技术领域的安全建议。

最近还在试探拥核红线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当年3月27日的政府会议上赞扬了这一最新规划。他说：“看到《基本规划》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有机合作，是划时代且极具意义的。”

2026年3月27日，高市早苗偕内阁要员出席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会议。图片来源：朝日新闻

在军工市场培育方面，除了巩固既有的军工产业格局，还开始注重导入重点领域的科创企业和新兴技术导入，防卫省与经济产业省就此展开联动，相关措施不断。2023年6月，两省举办首次企业见面会，就一口气约见了200余家初创企业，涵盖涵盖无人机、网络安防、卫星通信和电磁波等领域。2024年9月，两省又联合宣布提出“双用技术初创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旨在消除初创企业进入国防市场的担忧和障碍。同年10月，防卫省防卫装备厅成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主导了这一举措。该研究所借鉴了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模式，旨在高效地将民用技术融入国防装备，将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理念融入军工产业的生态系统。

在此期间，日本内阁虽然频繁更迭，但是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发展的体制建设被推上快车道，目的还是以“民用”的名义刺激受科研团体投身推动军事科研创新。防卫装备厅自2015年开始推动的“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每年的专利申请长期仅在100件左右徘徊，到2025年度达到创纪录的340件。

在这一系列战略、政策、组织、市场等因素的支持下，预计日本军工产业还将有一个飞速的跃升。根据日本共同社下属智库矢野研究所评估，到2040财年，日本国内的军民双用途市场规模到2040财年将扩张到2025财年的12倍多。

比起数量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正在比照美国、中国来发展一套庞大的军工体系和军民两用市场，并将其渲染为“正常国家”的基本权利。

一个思想都不正常的国家，要求在枪炮上的权利不仅要“正常”，还要对标如今最强大的国家，光就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隐患，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更是首当其冲！

五、武器出口对于日本激活军工产业的重要意义

相比起国内的松绑，日本军工行业的出海向洋更值得警惕。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单纯依靠自产自用，再武装的进度将大打折扣。国外市场对于日本军工，将集市场场景、资本与技术各要素相互流通，大大加速再武装的进度。用防卫省自己的话说，在军工行业的国际共同开发和生产，“不仅可以实现防卫装备的高性能化，还能应对开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同时有助于维持和强化日本的防卫生产及技术基础，并最终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

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宣称日本“和平与安全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来保障，国际社会也期望我国以符合国家实力的方式，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武器出口从原则禁止转向原则允许。

到今年4月，日本政府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改，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小泉进次郎在新闻发布会上放言：“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顶级销售。”

5月出访澳大利亚期间，高市早苗继续为武器出口造势，宣称负责装备生产、维护和维护的日本“防卫产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露骨地表示，武器出口也将“促进包括军工在内的产业发展，最终促进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后，菲律宾立即谋求引进阿武隈级护卫舰。图片来源：NHK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解禁对外军售的行径，得到了曾在二战期间与之浴血奋战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渴望日本提高军事开支，为自己分担维持霸权压力的美国自不必说，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也多贪图日本工业的规模效应，而昧着良心同开绿灯。

澳大利亚Defence Connect网站的表态可以作为其中的缩影，这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的综合市场情报平台，旨在寻求跨国防务合作、特别是为澳大利亚中小企业提供军工产业商机线索。该网站早在今年3月“三原则”修改前夕，便已捕捉到“东京似乎决心将其工业基础重新定位为以技术驱动的盟友安全和区域威慑力量”。

对此，Defence Connect网站反而开始片面鼓吹所谓“新的商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双方的认知”，开始盘点“商业层面的信任关系”如何进而推动“政府层面的研发项目”。并将其上升到“与日本建立更深层次战略工业关系”，大谈所谓的“潜在经济和安全利益”。

近期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在强化与菲律宾的勾结，这并非偶然。如果任由两国开展包括军工领域的所谓“协同”，未来其在我相关海域的兴风作浪只会气焰日甚。

此外，日本还积极与美欧印多国洽谈军工产业合作，并向北约提交了加入“防务创新加速器”（DIANA）项目的申请，以求加速先进能力的研发，并谋求实现与相关国家的“全链条嵌入”式防务合作，助力自卫队向“可对外参战、可联盟作战”的常规军事力量转型。

格外令人警惕和愤怒的是，日本对外军事输出的试探，始终与我国台湾强相关。早在2023年，日本已经指派防卫省在职官员“进驻”台北的“日台交流协会”，成为事实上的“驻台武官”。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已经建立了所谓的“2+2会谈”，甚至举办了有日本前副防卫大臣参加的“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大谈“日台安保一体化”。日本与台湾地区还在包括半导体、无人机、舰船等领域图谋强化所谓“技术交流”和“零配件引进”，并且同样打着“军民两用”乃至“民用”的旗号掩人耳目。

早在2021年6月，时任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中，已经妄言台湾是“国家”，并称其是日本“必须保护的兄弟和家庭”。图片来源：哈德逊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