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又走到了几乎相同的十字路口，对于已经被定性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我们无法遏制，导致敌人对台海、南海的侵略战火重燃，乃至日本成功拥核，那么后人评价我们，只怕会比张伯伦再低100个蒋介石。

当然，目前的局势也未到必须全面摊牌、发起热战的时点，依照中国的国力，是有条件管控住危机的。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当前我们对日本两用物项的管控，涉及的日企非但不多，而且还太少；其他必要的管制措施，也需要同步研拟跟进。

第二，后续对日本军工的管制，重心不能单盯着那些核心企业，要对其供应链进行摸排，以民用工业龙头中的涉军企业，以及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中小企业进行识别，进而采取针对性管控措施。而这背后，必然是艰苦和繁琐的调研，甚至需要我们向上百年来赴华刺探的日本间谍学习，去深入挖掘日本内部。

第三，适当参考美国对华所谓“涉军企业”的管制措施，强化商务部出口管制与关注名单的执行范围和效力，加以实时动态调整，对于凡出现突破管制、走私关键物项、供应链涉军的日本企业，发起针对性调查，如果个案确凿、其又无法自证这只是个案，那要坚决进行重罚。

第四，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在华投资日企保持密切联络，明确凡是不参与日本军品生产、研发和关键物项走私的日资企业，依然和其他外企享受同等待遇，在高压打击日本军工产业链条的同时，继续鼓励日本产业脱离日本本土。

第五，对与日本合作进行军工研发、或者采购日本军品的国家和企业，研拟针对性管制措施，在已定性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以及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并未废除的客观现实下，主动进行国际国内法的释法立法工作，明确其“军国主义帮凶”的身份，进行针对性制裁。

第六，与琉球问题一样，以上所有管制手段，不应以中日关系未来是否阶段性好转而变更，只能以日本是否遏制军国主义、是否回归《和平宪法》为改变。

总之，中国对日军工产业的管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从法理还是人情、从利益还是道义、从自身还是域外，都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并且按照当前形势已是舍我其谁。

这个脖子，一定要砍。军国主义没有死，绝不能让它再在我们身边肆虐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