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态度决定了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架构能否真正落地。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哈马斯交出行政权远远不够。以色列安全部门关心的并不是谁管理医院，谁负责发放食品，而是谁掌握枪支、隧道、边境通道和情报网络。

只要哈马斯保有武装，以色列就会认为任何民政政府都有可能被其操控。换言之，行政委员会要想获得以色列默许，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哈马斯的“白手套”；但如果过度配合以色列，又会被加沙社会视为占领秩序的外包机构。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两难现实。

这里也形成了停火第二阶段最难打开的结。哈马斯要求先建立巴勒斯坦行政机构、推动撤军和重建，再讨论武器问题；以色列要求先缴械、摧毁军事基础设施，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和治理交接。双方的顺序完全相反。对哈马斯来说，武器是最后的筹码；对以色列来说，武器是最大的不安全来源。行政委员会被夹在中间，既要承担民生责任，又没有能力解决安全问题。

受挫

更深一层看，哈马斯退出加沙治理前台，折射出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正在经历重组。过去二十多年，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武装，向外扩展本土安全边界。对哈马斯而言，这一网络曾提供资金、技术、训练、政治话语和战略纵深。哈马斯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封锁下维持军事能力，与伊朗的支持密不可分。

然而，2023年10月之后，这套代理人体系持续承压。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打击不断升级，胡塞武装也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压力。伊朗本身则要面对核设施受威胁、国内政局紧张、财政能力受限以及本土安全风险上升等多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仍会维持对地区盟友的政治支持，却很难像过去那样为加沙承担高强度、长期化的军事和财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