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哈马斯的外部支撑并未消失，但确定性已经下降。过去，“武装抵抗”与“地方执政”可以在加沙被强行结合：一方面用武装对抗以色列，另一方面用行政体系控制社会，借封锁和战争维持组织合法性。

这种背景下，哈马斯的交权并不是孤立事件，既是加沙内部治理崩溃的结果，也是伊朗代理人体系调整的外溢。在以色列的极限施压下，哈马斯的加沙治理模式正在暴露出结构性困境。它可以在战争初期获得动员优势，却很难在长期封锁和持续轰炸中提供正常生活；可以用抵抗叙事凝聚支持，却无法回避垃圾、医院、食物、住房和教育这些日复一日的治理问题。

过渡

哈马斯退场，也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政治迎来整合。相反，加沙可能进入更加碎片化的状态。民政权交给行政委员会，安全权悬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外交代表权仍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掌握，国际资金则掌握在美国、欧洲、海湾国家和国际机构手里。这样的结构很难产生真正的主权治理，只会制造层层嵌套的责任推诿。

一旦供水中断、救援迟滞、治安恶化，行政委员会会说以色列不开放通道，以色列会说哈马斯未解除武装，哈马斯会说自己已经交出行政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说自己没有被允许返回加沙。每一方都可以解释自己的无能为力，却没有一方能够真正承担完整责任。加沙民众最可能面对的不是一个清晰的新政府，而是一套多头、脆弱、相互牵制的临时管理体系。

国际法层面的悖论也没有消失。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定居点和常驻军队后，加沙仍长期处于边境、空域、海域和物资流动被外部控制的状态。现在，以军重新进入并控制大面积土地，第三方技术委员会即便接管部分民政，也很难改变加沙处于外部军事控制和边境封锁之下的现实。一个没有边境、空域、海域、安全权和财政自主权的行政委员会，最多只能改善行政效率，完全无法承载民族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