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地方政府与警方使用航空安全相关法条推进侦办的报道更密集，出现“识别多人、移送检方”的案例叙述，罚则与要件也更清晰。

到了2026年1月，无人机相关侦办进入对民间人士传唤调查的阶段，更说明当局已把“未经授权飞行及其涉朝外溢风险”视为严肃的安全问题。这条治理路径的特点在于：它更可操作，但高度依赖现场证据链与要件构成，因此对外呈现往往是不稳定、时紧时松，也更容易被质疑为选择性执法。

“先朝美、后南北”

把无人机争议放到更大的南北关系趋势中，可以看到李在明政府上台后在扩音器、散布物管控、漂流者返送等议题上采取去升级与安全治理优先的低姿态操作。其动机未必单一，但至少与“降低触发点、减少朝方拒绝接触的借口、为恢复最低限度联络创造条件”高度相容。然而朝方目前仍坚持在“敌对两国”框架下对南低接触甚至排除对话，把南北关系开关握在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朝方对美并非简单“开放和谈”，而是以核地位等条件设门槛的“条件化可能性”，并在叙事与议程设置上更强调美国的关键性，从而使现实运作中南北关系仍呈现“朝方主导、韩方被动”的结构性特征。

2026年韩美军演/机制活动笔者自制

把这些因素放进2026年上半年的时间表，窗口更难打开就不难理解。上半年存在两类叠加的高敏刺激：一是韩美春季年度大规模演训（以3月自由之盾为代表），其特点是指挥所推演与野外机动训练组合、多域联动与互操作验证，历来是朝方高度敏感节点；二是延伸威慑与核磋商机制相关的上半年计划项，包含教育、模拟演习与核-常规一体化桌面推演等，其象征意义在于把核与常规协同纳入机制化训练框架，更容易被朝方作为“敌视政策强化”的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