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团体在成本不低、争议很大情况下仍持续行动：一旦停下来，曝光、动员与资源都可能下降；而行动带来的争议又会把议题推回政策议程，形成持续的政治压力。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韩国的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除了来自国内个人捐款、会员费与众筹，也有来自企业、社团或教会网络；公共资金则更常以脱北者支援、教育救助等项目形式进入相关领域，国际基金会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资金在“朝鲜人权与信息流入”，其中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投入十分可观。

一方面，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对《北韩人权法》相关授权规模的汇总口径，是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人权与民主项目、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对北信息自由项目、每年授权2000万美元用于脱北者和难民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其公开的FY2024亚洲项目清单里，确实能看到面向“北韩信息/人权/信息可达性”议题的项目金额（25万美元、43.5万美元、23.8万美元、9万美元等条目），但清单中受款方经常以“the organization”匿名呈现，导致这些金额难以直接对账到某一家韩国投送团体。

同样，美国人权基金会（HRF）在2014年年报中提到为北韩人权组织筹集了超过5万美元并写及与自由北韩运动联合（FFNK）合作进行气球行动的记录。在无法对账到具体团体与具体行动支出的前提下，外部项目资金客观上降低了相关民间网络进行“对北信息传播”的组织成本，从而增强了其持续性与可见度。

笔者自制

“慢半拍”可能并非单纯的执行懈怠

对北投送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不仅因为行动者执拗，国内外资金的源源不断，也与政府监管在不同政府时期不断变形，执法逻辑也在“表达自由”“边境安全”“外交风险”“现场冲突”之间摇摆。外界看到的就会是：动不动发生、动不动升级、但真正走到“刑事定罪-重处罚”的案例并不多，反倒是现场阻止、短时带离、物资收缴、行政处分与一般法条追责更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