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其公开的FY2024亚洲项目清单里，确实能看到面向“北韩信息/人权/信息可达性”议题的项目金额（25万美元、43.5万美元、23.8万美元、9万美元等条目），但清单中受款方经常以“the organization”匿名呈现，导致这些金额难以直接对账到某一家韩国投送团体。

同样，美国人权基金会（HRF）在2014年年报中提到为北韩人权组织筹集了超过5万美元并写及与自由北韩运动联合（FFNK）合作进行气球行动的记录。在无法对账到具体团体与具体行动支出的前提下，外部项目资金客观上降低了相关民间网络进行“对北信息传播”的组织成本，从而增强了其持续性与可见度。

笔者自制

“慢半拍”可能并非单纯的执行懈怠

对北投送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不仅因为行动者执拗，国内外资金的源源不断，也与政府监管在不同政府时期不断变形，执法逻辑也在“表达自由”“边境安全”“外交风险”“现场冲突”之间摇摆。外界看到的就会是：动不动发生、动不动升级、但真正走到“刑事定罪-重处罚”的案例并不多，反倒是现场阻止、短时带离、物资收缴、行政处分与一般法条追责更常见。

归根结底，“慢半拍”并非单纯的执行懈怠，而是三重结构叠加的结果：其一，表达自由与边境安全、对外风险管理之间存在先天张力，使得“专门入罪”的强工具更容易在司法审查中遭遇阻力；其二，投送与无人机事件往往发生在边境灰区，证据链对现场与技术要件高度敏感，而行动者又刻意追求可否认性，导致执法效果呈现强烈的“抓得住/抓不住”分化；其三，对朝政策目标随政治周期在缓和与对抗之间摆动，执法阈值随之上移或下移，外观上便表现为时紧时松、总像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