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开支的过快增长势必挤压国计民生的支出，遭遇民众反弹，甚至引发政府危机。德国上一届政府产生内部矛盾的导火索便是在国防开支重压下财政政策的左支右绌。新一任默茨政府上台后，尽管突破了“债务刹车”的限制，创造了大规模国防支出的空间，但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黑洞，德国财政部预计2029年前德国须弥补的预算缺口高达1720亿欧元。默茨日前表示，“福利国家”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其潜台词之一就是为了维持财政运转，削减福利措施势在必行。近两年法国政治状况频出，总理有如走马灯，财政预算问题就是那道难以逾越的坎。法国政府为保持财政平衡，计划削减400亿欧元公共开支，国内民众反对声不绝于耳，反对派更是摩拳擦掌，准备掀起“街头革命”，总统马克龙即使再度走马换将，因财政既定的“涨军费、削福利”方针，民众的不满仍难以消弭。尽管由于俄乌冲突及美国的嬗变，近年来欧洲民众对提升军事开支的接受度明显上升，但前提是不能触及自身的“福利蛋糕”。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欧洲将增加军费的来源寄托在借贷上，试图以举债的方式，使筹集军费与照顾民生并行不悖。但这一举措对于已经背负着高额债务负担的欧洲国家而言，只会加剧其财政压力。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至少7个北约欧盟成员国偿债的利息支出已超过军费支出，再度举债将会使其不堪重负。因此，欧盟尝试通过共同债务的方式，以低债务国的举债能力对冲高债务国的偿债压力，希望以此有效缓解成员国的焦虑。

今年以来，欧盟通过了“欧洲再武装”计划，拟为欧盟成员国军事预算松绑，并以欧盟财政为支撑，为成员国募集1500亿欧元国防贷款。但由于近年来欧盟发展停滞，竞争力下降，自身经济“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其高调举债的风险也在同步上升。更何况此番借债用途在于提高军备生产能力，其终端产品与用于民众生活消费的商品有显著不同，研发生产周期长、适用性单一决定了这一系列投资的效益不可预料，甚至极可能成为“沉没资本”，有去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