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杂志称，如果想避免削减社会开支，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延长工作时间，现在法国每年平均比经合组织（OCDE）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少工作100个小时。法国养老金指导委员会主席吉尔贝·塞特表示，在当前的背景下，“应该尽快提高退休年龄”，但该言论引发了工会的强烈抗议。

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重新武装与恢复对公共财政的控制可以兼容，但前提是要建立一个符合21世纪需求的全新高效的模式。”文章分析称，法国的“重新武装”要想具有可信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建立稳定而持久的融资基础，这只能通过将福利国家的支出（约占GDP的1/3）转向国防来实现；其次是将军备重整与经济社会模式重建结合起来，优先发展生产、工作、投资与创新，恢复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并重新调整其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不得不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相应地会压缩维持社会福利、经济稳定所需的相关支出，以及减少对未来产业的投资，这意味着“和平红利”时代终结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

在欧洲内部，哪些国家受到“和平红利”消失的影响会更大呢？董一凡认为，德国受影响最大。过去，欧洲的“和平红利”为德国带来利好市场、较低能源成本和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些都支撑着德国制造业的优势。如果失去“和平红利”，德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都将受到影响，加之德国经济衰退，通胀和制造业成本增加，其受到的冲击很可能会更高于其他欧洲国家。

与此同时，依托于德国产业链上的中东欧国家也会受到波及。董一凡表示：“中东欧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放缓等问题。此外，中东欧国家毗邻俄乌冲突战区，导致国家安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中东欧国家遭遇难民、投资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冲击也非常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和平红利”的消失也可以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比如，它给德国带来整个国家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当下德国放宽“债务刹车”限制并设立数千亿欧元的特别基金，这很有可能激活德国自二战后受到较大限制的军工产业，并能在短期内刺激德国经济走出停滞困境。此外，“和平红利”时代结束也意味着欧洲过去80年来处于相对和平富足的时代的结束，这将从实质上推进欧洲防务自主、战略自主进程，欧洲人的忧患意识也可能变得更强。(责任编辑：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