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需要真正践行“新安全观”

项昊宇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随着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风险不断推升，亚太地区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峻的核扩散风险。从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计划到美日韩“延伸威慑”机制的升级，美国为推进“大国竞争”议程和维护“印太”霸权，正试图通过强化核威慑来弥补常规军力投入的不足。

但地区核对抗风险的升级只会带来地区国家之间安全信任的崩塌。螺旋式上升的战略互疑和军备竞赛，可能导致地缘矛盾争端的升级失控，对地区的稳定发展造成颠覆性破坏。这种核安全困境根源在于“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冷战式安全思维的回归。在“特朗普冲击”之下，当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那么可靠，并且美国自身背离多边主义军控机制之后，一些国家固守的零和博弈和阵营对抗思维，可能进一步异化为“拥核自保”的极端民粹主义安全观，而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国家人人自危的安全困境。

要切断这种危机螺旋，需要在理念、政策和行动三个层面重新塑造地区国家的安全观。中国早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新安全观，可以成为凝聚地区国家安全利益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并为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建立多边安全架构提供有益的政策行动指导。

这种新安全观体现在核政策上，中国倡导和遵循的三大原则应该成为有核国家的共识。一是中国始终坚持核武库规模仅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并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2024年7月中国倡议五核国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二是中国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扩散，始终反对美国在地区部署中导等核资产。三是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为此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积极参与和推动核裁军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