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要担当起说服政府花钱的“销售”的角色，争取让上级批准这笔预算。尽管他的分析结论是应该支持拨款，但他的上司却断然拒绝，理由非常“政治”：如果专门成立“捡针头小组”，会将问题过度放大，显得政府在该区域的治理不力。

“预算决策不仅涉及理性分析，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在象牙塔里孕育的城市理想，与技术官僚的日常碰触出了裂痕。积累一定经验后，罗雨翔选择了离开“体制内”，从决策方的位置上走下来，与企业、社区以及政府多方直接进行对话，投入到更接地气的城市项目。他目前在纽约一家咨询机构工作，其中一项新工作是教予社区居民跟政府开会的“方法”。

前两年，纽约政府修改城市规划，把一大片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意在发展出一个引领纽约发展的新社区。这规划一经修改，社区内的原居民忧心忡忡。比如，工薪阶层就担心中产白领的涌入会推高当地租金，导致原居民被迫迁出。

政府找社区组织谈规划变更事宜，社区组织开列了56项条件，要求政府后续负责跟进社区的污水治理、学校翻新、保障房兴建等等。精明如纽约政府并没有把这些社区的要求写在合约上，而是先承诺了谈妥规划变更再说。于是，社区居民组建了一个工作组，每季度与政府开大会，监督56项要求的落实进度。

当居民为白天上班晚上带娃而忙碌的时候，罗雨翔和他的同事会协助居民做开会前的准备和协调。他们会给居民科普政府常用的术语，还会利用公务员的经验讲解政府预算批复历程中考虑的关键要点。

社区与政府开会跟进项目落实进度。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指出，美国人碰到问题会想办法自己解决，或者跟邻居、朋友组成一个团体，共同解决该问题。在罗雨翔看来，纽约人的“彪悍时刻”往往并非为了争取一点个人利益，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集体来表达公共或集体诉求。“要在现代社会里继续发挥这些集体行动的效果，需要时间、专业和金钱。”罗雨翔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