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缓和”在这些方面的成功鲜有人知，我们不禁发问，美国今天是否可以从中汲取与中国竞争相关的经验教训？基辛格也坚信这一点。他2019年在北京发表演讲时，他宣称美中两国已经“处于冷战的山麓”。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他将这一说法升级为“山口”。在去世前一年，他警告说，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促使武器速度更快、精度更高，而且有可能实现自主，因此新冷战将会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他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开展合作，以限制这场新冷战的生存危险，尤其是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可能造成大灾难的对峙。

正如20世纪70年代，在当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许多专家批评这种方法。最具思考力的新一代保守派战略家中艾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劝说拜登政府采取 “拒止战略”。有时，拜登政府本身似乎也在质疑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即美国不明确是否会动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地区。但美国两党几乎达成共识，认为过去阶段与北京的接触时代是一个错误，因为当时错误地认为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会神奇地使中国政治体制变得自由化。

然而，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应该像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辈那样，在经历20年的边缘政策后才进入他们冷战的缓和阶段。对于台湾问题而言，实行“缓和2.0”政策肯定比上演新版的古巴导弹危机要好，但角色互换了：对手国家“封锁”附近的岛屿，而美国不得不突破“封锁”，带来所有相关的风险。这无疑是基辛格在其漫长生命的最后一年所相信的。这也是他在100岁生日后不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的主要动机。

拜登下令进行的限制措施将禁止私募和风投机构投资某些高科技领域（图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