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三者的比例与基金会的规模有很大关系。大部分中小规模基金会服务于社区，从事单纯的慈善公益，也就是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温情脉脉的“慈善”。有些人给基金会捐钱可能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这无可厚非，与基金会规模无关，也谈不上财富运作。真正的财富运作、权力运作，只有大型基金会才能实现。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大基金会都这么做，而是说规模是实现这些更宏大目标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具体到美国，至少“前50强”的慈善基金会才有机会去追求财富运作、权力运作这种目标。

观察者网：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概念。“慈善”的起点是私人财富，而哪些关键的运作机制能够推动其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政治权利？

银培萩：

戴维斯所谓的“慈善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指用做生意的灵活办法来做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它的基本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一味给予，受助者会丧失主动性，出现传统慈善救济中常见的“养懒汉”现象。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新教国家就开始整顿“越养越穷”的慈善现象，试图向穷人灌输固定劳动的习惯，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自立，这种观念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一致的。所以，经济学家才提出了“慈善资本主义”概念，即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战略来做公益，确保每一分钱花到位了，实现公益效果的最大化。

至于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慈善机制，我后来在《善意、民意还是生意？——第三次分配视角下的西方慈善政治化》这篇文章中做了详细探讨。慈善资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介入政治机制，这一现象已对美国民主的至少三种核心要素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