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批评的接触战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这种和平主义思想的成果。他可能会称之为“冒险政策”，但这一赌注得到了回报。接触战略使中国现代化达到了非凡的程度，这项政策减少了中国的贫穷，并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思想日益自由的中产阶级。在国内，这一中产阶级极为珍视自由和财产权等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上，中产阶级更喜欢和平与谈判。虽然这个群体没有权力指导中国的未来，但中国的领导层不能完全忽视它。如果中美关系越来越敌对，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只会减弱。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就像被程序设定了一样，注定要发动战争：一旦你给它上了发条，它就会走向权力扩张。他说，中国的实力、其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世界上缺乏可能限制它的盟友这一现状，这些都将导致中国尝试改变国际秩序。但这种对中国意图的描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接触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鉴于中国重视主权和谈判，称中国为保守的、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更为准确。相比之下，反而美国表现出了修正主义的姿态，试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在亚洲，美国现在正试图通过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安全协议，并重启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会谈”，以此来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崛起的霸主，它的唯一目标是挑战美国。相反，中国则认为自己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但尚未完全崛起的大国，它绝没有放弃在当前国际体系内与美国共存甚至合作的希望。

米尔斯海默的处方和他的诊断一样，都是错误的。他说，由于美中竞争的根源是“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巧妙的政策制定来消除。”所以，他的结论是，“充其量，我们只能对这种竞争进行一定的管理，以期避免战争。”然后，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条建议：“在东亚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使中国政府意识到，武装冲突充其量只能带来一场无关紧要的胜利，”以及“努力为发动这场安全竞赛制定明确的路径规则——例如，避免海上军事冲突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第一项建议假设美国可以阻止中国发动战争；第二项建议则假设中国有足够的理性来遵循明确的行为准则。如果米尔斯海默相信这些政策为中美竞争提供了最好的出路，那么他实质上是在主张，只要双方有明智的领导和理性的决策，最坏的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与他所说的相反，结构本身并不能决定未来，相关机构的行为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