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双边外交必须破裂。接触是隔离的反面，隔离就是1949年至1972年间中美外交关系中断。接触的目的是防止误解，提供保证，防止冲突。诚然，过去五年来，中美之间的外交和沟通一直乏力。在当前推特和其他网站上不和谐的外交姿态中，很难辨别何为外交权威性政策，这为混乱和过度反应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环境。但这些缺陷不是结构性的；它们是可以补救的。如果两国高层坚持沟通，并努力减少公开的外交强硬姿态（他们应该这样做），那么，发动战争就会有更多的外交阻碍。

其次，要想发动战争，相关国际体系也必须失效。中国和美国与一个由国家和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相连，这些国家和机构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利害关系，即在防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方面存在利害关系。几乎全球所有的政府和机构都会受到两国战争的严重破坏，因此它们都会通过外交压力、调解或抵抗行动来阻止迫在眉睫的冲突发生，比如禁止越界飞行和建设军事基地的权利。批评者可能会很快提出，其他组织在阻止重大权力冲突方面缺乏影响力。但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战争会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将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三，全球化也带来了限制。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帮助中国富裕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为中国由此产生的实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它指向美国。但同样合理的是，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经济密不可分的一体化性质，使得任何战争都无法取胜，从而对冲突起到威慑作用。诚然，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上的依赖性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在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战争一定会造成双方的经济破坏。

2020年1月马斯克在上海庆祝特斯拉新车投产（来源：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