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制约因素是公众舆论，至少在美国方面如此。美国政界人士可能对战争有各种动机，但他们不能忽视选民的情绪。经过20年的反恐斗争，美国公众对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海外冲突十分警惕。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显示出它准备好了与中国开战，那么也可以预见，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媒体也将履行监督职能，质疑官方的说法，并由此引发公众关注。

所有这些障碍都应该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但如果最终这些障碍不知何故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显而易见还有一个有效的最终保护：军事威慑。台湾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战争的问题。但双方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性损失，这将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威慑力。由于台湾冲突的破坏性有可能迅速失控，因此不能排除双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尽管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是个好消息：正如核时代40多年来阻止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一样，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应该如此，这两个国家都是拥有可以在第一次打击中幸存并进行第二次打击的核武装大国。尽管中国的导弹和弹头比美国少得多，但中国正在努力赶上。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则仍然有效。恐怖的制衡仍然存在。

纵观这份阻止战争的潜在因素的清单，人们可能会发现为什么许多人态度悲观，因为近年来每一种限制措施都有被削弱的情况。但中国和美国不是历史的囚徒。这两个国家将发现他们无法逃避彼此，最终，他们将不得不寻求合作交流。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考虑到力量相互抵消这一趋势，和平交流是比世界末日战争更可能出现的结果。

孙哲：中美应寻找新的合作策略

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一心想主宰美国，因此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论点的基础是对中国政府诉求的误读。事实上，中国正处于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着多种看法。中国的思维并非铁板一块，其战略方向也并非确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