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乌冲突演进，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在投下将俄罗斯逐出SWIFT的“金融核弹”之后，又宣布对俄能源禁令。一度在这两个问题上极其为难的欧洲盟友，也因“形势所迫”选择跟牌。拒绝直接出兵而是加大背后策动，美国正在乌克兰危机中重操通过鼓噪战争借机套利的模式。

进入后冷战时代，为了维持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积累机制的运转，在“美元—美债”的环流体系框架内，以所谓“全球劳动套利”为手段，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躺在借由“产业技术垄断+金融垄断”构筑的舒适圈中轻松获利。

美国重操“借战争套利”模式

不过，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通过“全球劳动套利”获取的超额利润逐渐被稀释，加上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任意妄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宏观经济局势日益恶化。那场危机虽已过去，但其内含的逻辑之后还在不断延伸，并且逐渐表现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主要发达工业国内部治理格局的嬗变上。

美国政府并非不想走出由此引发的内外困局。但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常识，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并非完全重合。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跨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甚至会选择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跳出这个循环，但所用的手段往往只有一个，就是尽最大可能让新兴市场经济体最终为美国的债务金融危机买单。

奥巴马政府主要意图通过不断扩大美国联邦债务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没奏效，最多也就延缓了危机的爆发时间。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扬“美国优先”，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另一方面试图使用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触动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加上应对疫情不力，最终政策无法延续。拜登政府则回归民主党作为跨国垄断资本更可靠代理人的政策路径，同时也造成施政方针的更趋极端。

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逻辑演化的极致，面对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资本流动阻断，拜登政府为了摆脱债务金融叠加疫情冲击的双重危机，一定程度上也为了抑制国内严重通货膨胀趋势，终于铤而走险，祭起过去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的老办法，即通过鼓噪战争进行套利的模式取代已经没有太好效果的“全球劳动套利”。具体而言，就是操作政治杠杆，通过刺激和诱发自以为烈度可控的局部代理人战争来驱赶境外资本流动，为即将到来的美联储加息操作进行战略上的准备。回顾100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这是对西方而言更便捷但也更危险的手段。

美国重操“借战争套利”模式

当下的西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容不下丝毫反思俄乌冲突何以爆发的深刻根源，直接无视莫斯科出于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而反对北约无限制东扩的主张。反过来回顾俄罗斯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俄总统普京的话说，就是“西方骗了我们”。即便一度在制度和经济等方面做出向西方靠拢的调整，但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1.5亿人口并且继承了苏联大部分核武装的地缘政治大国，仍被西方视为威胁。继续对其加以遏制、围堵、孤立，就成了接下来美国阵营一以贯之的选项。

需要指出的是，狭隘的地缘政治逻辑持续扭曲着美西方政治精英对于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的认知：不管客观事实如何，只要主观上觉得俄罗斯不安全，他们就有足够理由与拥有庞大核武装的“北极熊”保持对立状态。这种已经深入到美西方政客“集体无意识”层面的主观偏见，某种程度上也是英俄百年“大博弈”的政治遗产，并且正借着现在西方强大的舆论机器，被包装塑造成非黑即白的“民主VS专制”政治二元逻辑。但百年来的历史恰恰证明，这种二元逻辑往往是战争灾难的一个主要源头。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多个场合感叹西方霸权的衰落以及西方国家领导人“政治想象力匮乏”的问题。以“个人权利、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等理念为代表的启蒙政治思想，过去几个世纪占据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人士及民众心灵的那些政治教条，在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时显得愈发捉襟见肘，不再具有充分诠释能力，也无法再为其政治统治提供道义上的合法性。

以美国的政客为代表，出于政治想象力匮乏而导致的政治举止失措，就集中表现在安全观上的极端焦虑，只好一再通过宣讲政治上“自我实现的预言”来制造“世界公敌”，一是达到转移内部政治矛盾的目的，二是启动通过鼓噪战争借机套利的模式。但这无论是对其自身国家利益，还是对全人类的福祉，都是不幸的，只会将世界拖入泥潭。（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