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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绎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国”原指黄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等支流河谷）这一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时人认为地处天下之中，故“中国”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义；由于文化发达，进而派生文化中心义。

黄河中下游平原。图｜图虫创意

战国赵公子成驳斥赵武灵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骑射”时，如此论“中国”：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公子成在赵王室围绕“中国”“蛮夷”关系的辩论中，阐发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内蕴。此后两千余年间，人们多在这一含义上论“中国”。

自先秦以至汉唐以迄明清，这种华夏中心的世界观念和华夷二元对立的国际观念，一直延传下来，并得到强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业化西方入侵，朝野还迟迟未能摆脱此种自我中心主义。

晚清记名海关道志刚（1818—？）1868年出访欧洲（其时清朝已遭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被迫出使泰西），外人问及“中国”的含义，志刚答曰：

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